陈芳兵 李山：商周铜器铭文纪时方式及对历史散文的沾溉

商周铜器铭文纪时方式在西周早期及春秋战国之交先后经历过两次较大变化。第一次变革主要集中于月相模块的增加和纪时单位顺序的调整，是统治者主动进行的历法变革；第二次变动主要体现在纪时模块的简化和纪时语言的新变，是铭文写作受社会环境影响进行的被动调整。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次变化源于周初历法革新。《逸周书·周月解》明确记载西周统治者在建国初期进行过历法改革，“改正异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享，犹自夏焉。是谓周月，以纪于政”。这一革新表现在铭文纪时方式上便是月相模块的加入和纪时顺序的调整。

月相纪时不见于甲骨刻辞或殷商铜器铭文，而源自先周部族纪时传统。先周卜骨中已出现月相，周公庙“肜祭”卜辞记载“五月哉死霸壬午”，月份、月相及干支俱全。又如先周卜骨“隹十月即亡咎”（Ｈ11：55），不少学者认为“即”便是早期月相记载。西周初期，统治者在制定历法时将月相引入并逐渐推广。深究周人月相意识，可能源自其农耕观察。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人们认识时间多以太阳月亮作为直观稳定的参照物。太阳东升西落，表示一天昼夜更替。月相阴晴圆缺，代表一个月时间轮回。其实，月相变化是地球公转产生，是地球在绕太阳轨道上运行，月亮受光面与地球夹角变化导致。而地球公转对耕作影响巨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及二十四节气无一不是源自地球公转。因此，长期农耕文化浸润中，周人积累丰富的物候经验，将月亮变化作为四时变动标杆，通过对其标记以期更好认识时间、指导农事。故西周在纪时中加入月相词语，以便对所纪时间进行更加形象的界定。

周初统治者调整纪时顺序，将“由小到大”殷商纪时范式变为“由大到小”的西周样式。“由大到小”的纪时模式早在先周卜辞中就已出现。周公庙“肜祭”卜辞的“五月哉死霸壬午”，及周原甲骨Ｈ31：3的“八月辛卯卜”均予以印证。由于文献缺失，尚无法确知该范式出现的具体原因，大致有两种可能：其一，可能与先周甲骨的卜刻目的和记事方式有关。殷商纪时方式源自甲骨卜辞即事发问，点状纪时。卜刻完毕甲骨片被作为档案性质收集起来以备来日查找，甲骨彼此并无内容联系，甚至能够发现甲骨上独立补刻日期的痕迹，而先周卜骨中尚未发现类似的现象。合理推测，先周甲骨或许在卜刻目的和保存使用上与殷商有较大差别，进而影响到卜辞的纪时思维。其二，周原甲骨纪时表达中已出现“年”“月”“月相”等要素，且周人农耕生活对时间有较高认知需求，或许可以催生出“从大到小”排列纪时单位的纪时方式。因此，周人形成的这种“从大到小”纪时方式可能源自先周甲骨独特的卜刻目的和使用需求。

第二次变化与社会变革关系密切。春秋战国之交，社会变革剧烈，铭文纪时发生巨大变化，呈现出主要纪年的简洁风貌，这是铭文纪时第二次变化中最显著的特征。由于王权下移，诸侯各自为政，天子威信丧失，周王室不再颁朔，缺少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对全国进行纪时表达的约束。各诸侯国自由发挥，铜器铭文随之变动，纪时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语言表达统一性降低，出现不少新纪时词汇，形成多元化纪时风格。该现象始于春秋，至战国尤甚。

春秋战国之交，铜器铭文变革明显，主要纪年，甚少纪月和纪日，表达十分简洁。产生该现象原因大致有三：首先，战国时期社会动荡，礼乐的神圣性进一步削弱，铭文对仪式时间的记载也随之简化。西周时期，礼乐活动时间的选择和执行都需遵循严格的规定。铭文中详细纪时也是重视礼乐的表现。如《礼记·月令》中记载，不同月份的不同时令，均有与之相对应的祭祀对象和祭祀要求。延至战国，礼崩乐坏已甚，礼乐仪式在社会文化中的崇高地位丧失殆尽。因此，记载相关内容的铜器铭文地位逐渐下降，纪时要素日益简化。其次，铜器铭文写作重心转移，导致其纪时书写简化。西周铭文以记事为主，旨在勒功炫耀。时间作为叙事的重要构成，需在铭文中被详细标识出来。至战国时期，铭文功能由叙事转变为标记，铸刻内容多为器主身份、器物信息等。这一时期的器物多为用器或兵器，并非用于某一日祭祀，亦无需频繁铸造，仅纪年已能够满足需求，对纪月或纪日的需求不高。例如《五年司马成公权》（《集成》10385）仅记载督造和主造部门官吏姓名，以及器物重量等内容，“五年”的纪时已能够满足记录需求。最后，简帛、木牍、石刻等类型文献的进一步发展繁荣可能分担了铭文的部分纪时功能。战国时期存在不少记录各国史料的编年类竹简文献，在相对连续的纪时序列下对史料予以集中整理和保存，较铭文能更好实现文献的纪时功能。因此，铭文写作在对竹简等底稿内容进行选择的过程中，对纪时的关注逐渐降低。当然，由于所去年代久远，西周稳定的纪时模式在战国时期已经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鉴于上述种种原因，战国铭文很少纪月和纪日。

与战国时期不同，春秋铜器铭文重视纪月与纪日，较少纪年。由于社会动荡，周天子无法有力号令诸侯，统一的王年不再是各诸侯愿意遵从的历法标准，“隹王某年”的纪时表达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春秋时期为数不多的纪年铭文所纪均为诸侯之年，表现出对东周天子王年的漠视，如《蔡侯申盘》（《集成》10171）的“元年正月初吉辛亥”的“元年”是蔡平侯元年，又如《者氵刃钟一》（《集成》00121）的“隹越十又九年”，指越王勾践十九年。春秋时期铜器铭文强调纪月纪日原因可能有二：其一，西周形成的纪时习惯深入人心，短期较难更改，因此保留对纪月和纪日的方式。其二，这一时期虽礼崩乐坏，但诸侯对待礼乐仍保有一定敬畏之心，所铸器物以礼器数量居多，铜器铭文书写相对严肃，纪时也较战国时期更为规范。

春秋晚期开始，铭文纪时放弃使用月相，转而以四季来标示时间。如《乐书缶》（《集成》10008）的“正月季春，元日乙丑”、《昭王之即鼎》（《铭续》1卷281页）的“隹正孟春吉日唯庚”等。该变化可能得益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历法的进步。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出现及发展，井田之外大量私田被开发出来，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纪时认知的进步。四季纪时远优于参考月相的阴晴变化，对于农事的指导更加明确、有力，能够满足飞速发展的农耕需求。

总之，商周铜器铭文纪时方式的变化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历史状况密不可分。西周初期的变化是由统治者主导的一场自上而下的纪时改革。春秋时期，王室渐趋衰微，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铭文纪时酝酿着局部的变动，至战国中期呈现出显著变化。两次变化都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殷商甲骨在占卜结束后被深埋储藏于地下，直到19世纪末才逐渐开始被发掘和认识，因此对早期史传文学的影响相对较小。青铜器则活跃于商周的祭祀仪式和日常活动中，包括史官在内的人们可以频繁接触到铜器铭文，并受到其纪时思想的影响。商周铜器铭文作为纪时文本的早期形态，是后世史官纪时思维和表达方式的肇始，为历史散文提供了宝贵的纪时范式。

其一，纪时的整体性意识对历史散文的沾溉。整体性纪时意识是指铭文纪时能够以宏观视野，通过特定纪时方式，将散状时间点纳入大的时间框架中，使其有序排列构成一个整体。它起源于西周铜器铭文“从大到小”纪时方式，并对《尚书》《左传》等史传作品的框架体系和篇章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西周铭文“从大到小”纪时模式从宏观视角观照时间，以大纪时单位勾连小纪时单位，建立起各纪时要素彼此之间的联系，使其构成统一的整体。例如《麦方彝》（《集成》09893）的“才八月乙亥”，该纪时方式不仅记载具体时间点“八月”和“乙亥”，更重要的是突出“乙亥”在“八月”这一整体时间区间中的位置。西周中期述祖思潮兴起，史官对《尚书》体例的设定明显受铭文纪时整体性意识的影响。《尚书》将虞夏至春秋（秦穆公时期）的时间跨度划分为《虞夏书》《商书》《周书》等子单元，以突出框架体系在纪时上的整体性。不仅如此，子单元乃至单篇之内，亦受纪时整体性思维的影响。多数篇章于文首纪时，与所叙事件紧密结合，共同形成纪时的整体脉络。与之相似，《左传》创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编年体例，将春秋时期繁杂事件依据其发生时间有序纳入鲁国国君在位的相应年份，不同年份事件彼此作用，构成鲁国十二公250多年的历史。该构架强调不同时间单位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样展现出铭文纪时整体性意识对史传作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史记》进一步跳出编年纪时限制，采用本纪、世家、列传等纪传体例还原历史原貌，“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展现出司马迁的整体思维和对史料的宏观把握，是铭文纪时整体性思维在史传作品中的运用。

其二，纪时的线性思维对历史散文的沾溉。线性纪时是指铜器铭文依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将不同时间点所系事件依次连起来，真实再现时间流动原貌的纪时思维，是纪时整体性意识在具体表达中的产物。它萌芽于铜器铭文跨时段纪时和以事纪年的手法中，并在早期历史散文的纪时书写中发挥重要作用。

与殷商相比，西周铭文“从大到小”纪时模式已暗含线性纪时的要义，之后发展出的跨时段纪时和以事纪年手法更是对线性纪时思维的突出和强调。昭王时期，铜器铭文出现跨度较大的纪时表达，其形式多为先叙述大的时间范畴（即纪年），后以纪月或纪日为标志，引出不同子范畴内事件的叙述。例如《乖伯簋》（《集成》04331）的“隹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眉敖。益公至，告。二月，眉敖至，觐，献帛。乙未，王命仲致乖伯归乖伯貔裘”。通过对“王九年”中“九月甲寅”“二月”“乙未”的有序排列，使得相关时间点及所系事件建立起先后的线性关系，增强了纪时的连续性。受该思维影响，《尚书》在处理史料中繁多的时间点时，亦采用类似模式。如《尚书》依据“虞夏”“殷商”“周”等时间顺序整理史料，甚至单篇之中也以线性纪时作为行文标准。例如《召诰》中“……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若翼日乙卯……越三日丁巳……越翼日戊午……越七日甲子”，与铭文纪时一脉相承。在“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的大范畴内，以干支纪日的同时突出子范畴彼此的时间间隔，依次叙述“（丙午日）三日后的戊申日”“（戊申日）又过了三日的庚戌日”“（庚戌日）五日后的甲寅日”“（甲寅日）第二天乙卯日”等时间点发生的事件，既展现了时间的线性次序，也体现了不同事件之间的发展关系。同样，《左传》形成“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的编纂模式和编年体例，也是运用铭文线性纪时意识排列和整理史料的结果。《左传》以鲁国十二公在位顺序及时间为参照，将纷杂的事件进行线性整理，对每年的历史进一步按照四季和十二月的形式予以梳理，还原时间流动的本来面貌，是线性纪时意识相对成熟的展现。除此之外，《国语》所确立的国别体例，虽较少精确纪时，但一国史料大致按照事件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线性排列。纪传体史书亦是如此，例如《史记》的“本纪”部分，便是按照《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所属朝代的时间先后排列，甚至具体到一篇之中的叙述也遵循时间顺序线性记载。

另外，铜器铭文中“以事纪年”是其线性纪时思维的又一展现。该手法通过改变纪年方式，将发生在同一年的两件事依次巧妙联系起来。如《旅鼎》（《集成》02728）的“隹公大保来伐反夷年，才十又一月庚申……公易旅贝十朋”，记录了在“召公奭征伐反夷”这年十一月庚申，旅受到召公的赏赐。铭文以事件代替数字纪年，将“召公伐反夷”和“旅受赏”两件事联系起来，不仅呈现出二者的先后顺序，还暗示其因果关系———极可能因为旅在讨伐反夷的战争中表现出色，才受此赏赐。《尚书》借鉴类似表达，不仅关注当下或局部时间，且运用线性纪时思维，将向前回望纳入文本纪时的考虑范畴，通过这一纪时思维将西周历史连缀起来。如《金滕》的“既克商二年”，既梳理了“克商”与“王有疾弗愈周公请代之”等事件先后顺序，呈现出更加清晰的线性时间脉络，又增加了这些事件的内在联系，显示出西周中后期文献整理开阔的纪时视野，对后世历史散文影响深远。

其三，记事重于纪时思维对历史散文的沾溉。该思维方式强调在叙述中关注事件本身，不必详细记录每一事件的时间，甚至在不影响整体叙事前提下，仅对事件发生先后顺序予以展现。这一纪时思维源于铜器铭文，后对早期史传作品的纪时和叙事等不同方面产生较大影响。

记载器主功绩是铭文产生之初的最主要目的，纪时作为纪功的附属品，文本篇幅占比较少。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器型和功用的变化使得铜器铭文纪时方式日益简化，呈现出更宏阔的视野。例如《中山王鼎》数百字长篇铭文，创作者仅在文首以“隹十四年”将纪时一笔带过，文中大量篇幅用于记事记言和祝嘏祈福。《左传》受这一思维风格的影响，在王年框架下仅记载四季和月份，鲜少进行干支纪日。纪时主要目的之一是为排列和编订历史事件提供线索，而不是对具体时间的追究，甚至在一些史料记载中表现出对事件发生时间的忽略。例如赵穿杀害君主后，史官仅记下“赵盾弑君”。若史传书写重视纪时，依据史官随君记史这一传统，晋史官应立即写下“某年某月某日几时，赵盾弑君”。此外，记事重于纪时思维使得史传创作者更加关注事件本身的内在联系，进而为隐去显性纪时标志创造出国别体和纪传体体例提供了可能。例如，记载长勺之战中“曹刿论战”一事，编年体的《左传》文首有“十年春”的表达，而国别体的《国语》开篇即云“长勺之役，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进一步淡化纪时，将注意力集中于史料的叙述和编排。又如《史记》关注事件内在联系，不再单纯按照时间连缀篇章，亦是受记事重于纪时意识影响的表现。

其四，纪时表达对史传文学的沾溉。除上述三种纪时思维外，商周铜器铭文在具体的纪时表达上也为史传作品提供了书写范式，主要表现在铭文纪时单位和表达方式两方面。

早在周原时期的先周卜骨就已经出现“年”的语例表达，西周建国之后正式改“祀”为“年”。除此之外，继承甲骨卜辞而来的对月份的记载和对“月”这一单位的使用，以及春秋晚期铜器铭文纪时中出现的“春夏秋冬”四季要素，均在漫长的发展中成为标记时间的基本视角和纪时单位，对历史散文纪时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左传》大框架便是以“年”为单位，按照鲁国十二公在位年限进行编订，在具体年份中以“四季”和“月”为主要单位进行纪时和记事，极个别情况使用天干地支纪日。

商周铜器铭文还在具体的纪时方式上为历史散文提供范例。西周铜器铭文纪年以“王在位时间”为参照，采用“隹王某年”的表达形式。该方式在《左传》中仍发挥重要作用。《左传》编年的依据便是鲁国十二公在位时间，其表达形式和内涵与铭文一脉相承，如“隐公二年”“庄公三年”等。商周铭文中以数字纪月的手法也被历史散文所继承。春秋时期铭文纪月如《郸孝子鼎》（《集成》02574）的“王四月”和《越王者旨於睗钟三》（《集成》00144）的“正月季春，吉日丁亥”等，与《左传·隐公四年》中“四年春，王二月”已十分接近。不同的是后者表现出文本创作的润色和雕琢，将四季置于月份之前，表明创作者已经认识到四季包含月份，表现出“从大到小”纪时的整体性思维。类似的纪时方式在其他历史散文中俯拾皆是，如《国语》的“三十二年春”，《汉书》的“五年冬十月”等。在记载一些较为重大的事件时，历史散文沿用铭文干支纪日的方式，例如“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等等。

要之，铭文纪时分别在思维意识和具体表达上为后世历史散文提供了范式。但也应该看到，整体性纪时、线性纪时和纪事重于纪时这三种意识是彼此联系又相互作用的。例如“由大到小”的纪时方式所确立的整体性意识，同时在具体纪时中也塑造着线性纪时的思维。“以事纪年”的表达形式和“记事重于纪时”的意识在产生根源上又以整体性意识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