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锋：先秦时期的海上航行

大型船只的建造，能解决人员和物资承载的问题。但是，仅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因为海上航行，不似内河航行，还会遇到行进动力、海上风暴、航向掌控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是无法进行海上航行的。

实际上，大海上的风暴、风向和潮汐等都是有规律的，而天象和方向之间也有一定的关系。掌握这些规律就可以解决或者回避以上的问题，从而安全到达航海的目的地。先秦时期的人们已经通过观察和测量等方式掌握了这些知识，并运用到了航海上。下面，我们来分述这些问题：

其一，对于季风的认识，可以使海上航行避开风暴的危险。

当时的人们已经发明了一些器具来测风，还设置了专门的官员管理这些事务。《太平御览》卷9引《古今注》提到“夏禹所作”的“司风鸟”，即是一种测定风向的器物。它的竿头为鸟形，故名。测定风向器物的发明，无疑有利于人们认识不同时节里的风向及其强弱。当时的人们还会在船上悬挂名叫“伣”的羽毛来测风，如《淮南子·齐俗训》所谓：“伣之见风也，无须臾之间定矣”。此时还有专门的官员负责测风，如“保章氏”会“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

长期观察有助于把握一年里风方向和强弱的规律，从而有助于安排生产或相关的活动。商代人已经可以区分来自不同方向风，殷墟甲骨文和《山海经》中有如下的记载：

当时人还会根据季节来区分不同类型的风。《礼记·月令》记载：“孟春之月，……东风解冻。……季夏之月，……温风始至。……孟秋之月，……凉风至。……仲秋之月，……盲风至”，即将风的变化与季节变迁结合起来。《周礼·春官·保章氏》记载“十有二风”，郑玄注：“十二辰皆有风”，孙诒让也谓：“此经十二风，即十二辰之风”，即“把一年中的风，和十二个月的季节以及十二种风向都已结合起来”。《史记·律书》还将风与方向、月份联系了起来，请看下表：

《律书》虽然是西汉初期的文献，但它当是对秦代、战国甚至更早历史时期情况的记载。可见，先秦时期的人们已经将每个月里的风起了相应的名字,并且了解它们的风向。

这种测定风向、区别不同方向风和将风与时节相结合的能力，无疑可以被运用到海风风向和强弱的测定上，从而为正式的海上航行服务。这一方面可以避开危险，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合适风的动力更快地行进。

其二，观察天象可以使人们在海上掌握方向，不致迷航。

先秦时期有一类专门的人员来观测天象，如《周礼·春官·保章氏》记载“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通过长时间观测，他们会对天象与方向之间的关系有所认识。这种知识在社会上普及开来有利于人们根据天象来辨别方向。所以当时人在大海中辨明方向的方法可能就是对这种知识的运用，《淮南子·齐俗训》记载：

其三，篙桨、潮汐的运用和风帆的装备，可以为船只的行进提供动力。

顺着水流可以为船只的行进提供很大的动力，如“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又如“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余里。……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顺着水流，使得船只行进特别迅速。

在没有顺势水流的情况下，篙桨的使用可以为船只的行进提供一定的动力。当时的船只配备船桨，例多不胜枚举。大型船只还会有多人划船，如《诗经·大雅·棫朴》所云“淠彼泾舟，烝徒辑之”，行进于泾河中的船只，由众多船夫划船。在战国水陆攻战纹铜鉴纹饰中，战船内部下层桨手用力划桨。多人划船可以为不顺流情况下船只的前进提供动力。

先秦时期的人们对海洋的潮汐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会加以运用。《管子·禁藏》云：

风帆的运用可以为船的行进提供动力。《释名·释船》：“随风张幔曰帆。帆，汎也。使舟疾汎汎然也”。《物原·器原》记载“夏禹作舵，加以蓬、碇、帆、樯”，可见帆的运用时间甚早。殷墟甲骨文的“凡”字作：（《合集》223）、（《合集》709正），像船的风帆，应是“帆”的之本字或初文。象形字往往是对实物的模拟，商代的甲骨文“帆”字的出现，说明在商代甚至更早的现实生活中就有船上配帆的情况。船只上装配风帆，可以为船只的海上航行提供行驶动力。先秦时期的人们，在寻找海中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的时候，往往会“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未至，望之为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这些船能够看到三神山，但却终不能到达，应该是因为这些船上安装了风帆，所以会被船风吹走。这则史料从侧面证明当时的船只已经装备风帆。

其四，多船一起行进，可以在海上航行中相互照应，从而克服行进中遇到的困难。

《艺文类聚》卷768引《邓析子》云：“同舟涉海，中流遇风，救患若一，所忧同也”，描述的就是人们在大海中相互救助的情况。商代甲骨文“洀”字形为：（《合集》11477），像水中行驶两只船。这说明在商代甚至更早历史时期的现实生活中有两艘甚至更多船只一起出行的场景。多艘船只一起出行，可以相互照应，协同处理一些突发问题，从而保证船上人员安全返航或顺利到达目的地。鄂君启舟节记载鄂君启的船队是“屯三舟为一舸，五十舸赢返”，是150艘船只一起行进。秦惠王后元十七年，秦将“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舩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有万艘船只一起出行。如此多的船只一起出行，无疑能够相互照应。

总之，先秦时期对于季风有了比较细致的认识，因而他们可以避开危险季节，选择合适的时节出海。他们还懂得观察天象，从而能在渺茫的大海中把握方向，不致于迷航。他们还懂得综合运用潮汐、风帆、划船来解决船只行进的动力问题。还有，多艘船只一起出航，也可以起到相互照应、避免危险的作用。

先秦时期的人们已经有了实际的海上航行。按照航程的远近，当时的海上航渡可以分为近程、中程、远程三类。当然，仅仅用“远近”来划分还是比较模糊。为了界定得更清楚，这里所说的近程海上航渡，主要指从位于今天中国境内的某地出发，到达位于今天中国境内另外一个地方的航行。中程主要指到达位于今天东亚的朝鲜、日本境内某地的海上航行。远程主要指到达位于今天东南亚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一些国家境内，甚至更远地方的海上航行。

首先，我们来看当时的近程海上航行。

根据《十六国春秋·前燕录》记载，“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世居辽左”，高辛即帝喾，厌越即殷人祖先契，滨海是北海之滨。这则材料说明在夏代早期的时候，人们已经可以在渤海沿岸航行，并可以横渡渤海海峡。夏王荒曾“命九夷狩于海，获大鱼”，这些大鱼应该是通过近海航行捕获的。《尚书·禹贡》记载夏禹时，“扬州”的进贡路线是“于江、海，达于淮、泗”，那么他们需要部分地借助近程海上航行来实现物品进贡。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历年发掘中都发现了海贝，其中1975年发掘的一座墓葬内出土12枚；1984年发掘的M9出土70枚，M11出土海58枚，M11还出土了1件大扇贝；1987年发掘的M28出土2枚，M27出土5枚。这些海贝主要由东南沿海一带的百越进贡来的。那么，当地应当是通过近海航行得到这些海贝的，同时也要通过一定的近程海上航行才能把这些物资运送到中原。

考古学家在商代后期都城殷墟遗址中发现了一大块鲸鱼肩胛骨，它的上缘长一公尺多，而且还有一些来自同一海中巨物的椎骨。这里的鲸鱼和海中巨物可能是别的方国进贡来的，而这些方国可能是通过近海航行捕捞到这些海中之物的。伊尹曾对商汤说到“鱼之美者，……东海之鲕”，说明商朝君臣能在都城看到东海之鲕；管仲谈及的“古之封禅……东海致比目之鱼”，可能也是商朝旧事。鲕鱼和比目鱼应是商朝东海海滨之人，通过近程海上航行捕获并献给商王国的。《山海经·南山经》“猨翼之山”郭璞注引《尸子》：“徐偃王好怪，没深水而得怪鱼”，这种怪鱼应当也是通过近海航行捕获的。

春秋末年，齐景公对晏子说“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齐景公的这次出行应当是沿着海岸通过近程海上航行实行的。吴王夫差命“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吴人是通过近程海上航行进攻齐国并返回的。后来，吴国再次进攻他国，此时“越王勾践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泝淮以绝吴路”，越国断绝吴军退路的军事行动也是通过近程海上航行实现的。春秋时期越国都城本位于稽城（今浙江绍兴市），灭吴后，越王勾践将都城迁到琅琊（今山东临沂市），当时随行的有“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这些人都是通过海上航行到达琅琊的。《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康公）贷立十四年，淫于酒、妇人，不听政。太公（田和）乃迁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齐康公是被迁居到了海岛上，其间的交通是通过近程海上航行完成的。《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记载越国“因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越国与海南故大越处的交通应当是通过近程海上航行实现的。越灭吴后，“请使吴王居甬东”，杜预注：“甬东，越地，会稽句章县东海中洲也”，那么从吴越到达甬东必然通过海上交通。同样在越灭吴之后，越国的大臣范蠡“以为大名天下，难以久居。……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范蠡也是通过近程海上航行离开越国的。《史记·封禅书》记载：

吴越两地的人们因为临海，出行和生活都十分依赖船只，他们逐渐形成了高超的造船技术。他们甚至有了造船工场，《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记载“舟室者，勾践船宫也”；同时吴王阖庐也有设置在“欐溪城”的“船宫”，这两处的船宫正是越国和吴国的造船工场。他们在先秦时期经常向中原内陆国家赠送船只作为礼物。《艺文类聚》卷71引《周书》“周成王时，于越献舟”、《水经注》卷4引《汲冢竹书纪年》“魏襄王七年，秦王来见于薄坂关。四月，越王使公师隅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焉”，都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越人向中原地区献船，必然要经过一定距离的近程海上航行。

商周之际，内陆的民众“已从两广大陆沿海地区，尤其是从雷州半岛陆续迁入海南岛。所以琼州海峡两岸古代文化从内涵到外貌，都表现出相近和一致性”。这些人的迁移应当是依靠近程海上航行来完成的。

关于先秦时期与台湾地区的海上航行，有学者指出“根据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来看，在西周时代，大陆上的闽越族已向台湾迁移。……从古代闽越族与高山族的某些习俗相同来看，也说明高山族的大部分先民在远古时代是闽越族人，是百越的一支”，那么当时的交通也是近程海上航行。

其次，来考察当时的中程海上航行。

夏代的时候，人们可以通过中程海上航渡到达朝鲜等地。《诗经·商颂·长发》记载：

商王武丁的时候，“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武丁对于四海的影响力，以及四海之人来到商王朝觐见，都应该是通过中程海上航行来完成的。商朝灭亡时，商朝的旧贵族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武王因其朝而问《鸿（洪）范》”，箕子在商亡后逃亡到朝鲜，之后来朝见周武王，结束以后再回到了朝鲜。可以看出箕子来去了三趟。箕子应当是通过中程海上航行到达朝鲜的。

春秋时期的齐国君臣之间曾发生如下的对话：

《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倭即今天的日本。当时可能有人到达了倭国的某地。《论衡·恢国》记载周成王时“倭人贡畅”、《论衡·儒增》也记载周时“倭人贡鬯草”，可见当时有倭人来到周王朝进贡。他们的交通方式应当是通过中程海上航行。从1996年开始，由中日研究人员组成的“江南人骨”中日共同调査团，对江苏省发掘出来的春秋时代的人骨，与日本弥生时代的人骨进行DNA比对分析，发现两者的排列次序的某些部分竟然一致，说明他们来自共同的祖先。那么，这些人或者他们的祖先，在相互流动的时候应当是通过海上航行来实现的。

最后来看先秦时期人们的远程海上航行。

远程海上航行，和中程海上航行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只要把中程的航海知识和技巧加以运用和扩展，就可以实现远程海上航行。

商代后期都城殷墟地区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这些甲骨文绝大多数是刻在牛骨和龟甲上面的。关于牛骨和龟甲的来源，学者研究发现牛骨主要产地是在中原及北方地区，而龟甲的产地主要是殷墟周围一代和中国的其他地区，但是也有一些龟甲“甚至由南方长江流域更远的海域输入的。”美国学者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在自己的专著中，附录了贝利（James F. Berry）撰写的《商代龟甲的鉴定》一文，明确认为这些龟甲是来自今缅甸及印度尼西亚一带出产的龟种。那么，这些龟甲运送到殷墟必然要通过远程的海上航运。殷墟妇好墓是商王武丁妻子的墓葬，保存完好。这座墓葬中出土了6880多枚货贝。这些贝大的长约2.4厘米，小的长约1.5厘米。经检测，它们分布于我国台湾、南海以及阿曼湾、南非的阿果阿湾等地。这些贝能进入河南安阳的途径，应当经过长途的水路运输。

商末，周文王被商纣囚禁于羑里时，周国大臣散宜生设法营救，他到各地寻找奇珍异宝，其中在“江淮之浦”搜求到车渠类的大贝。他将这些物品献给商纣，纣甚是喜爱，随即把周文王释放了。车渠又名砗磲，是一种软体动物，分布于印度—西太平洋热带海洋，中国台湾、海南岛、西沙群岛以及其他南海岛屿均有分布。大砗磲的贝壳能达1米，重量250千克，肉可食用；壳大而美丽，略呈三角形，可制作器皿及装饰品。江淮之地的砗磲应当是当地人出海捕获来的。可见，晚商时期的人们已经具备远海捕捞海产品的能力。

《尚书大传》卷5记载：“交阯之南，有越裳国”“周成王时，越裳氏来献白雉”。《韩诗外传》卷5也谓：“（周）成王之时，……越裳氏重九译而献白雉于周公”。《论衡·儒增》记载周时：“越裳献白雉”、《论衡·恢国》谓周成王时：“越裳献雉。”越裳、重译是位于今天东南亚的国家，他们来周王朝，是要经过远程的海上航行的。

《说苑·正谏》记载：

先秦时期的人们通过远程海上航行，可能还能到达更远的地方。挪威人海尔达尔（1914—2002年）曾做过仿古航海实验。他于1947年用木筏船，载着6个人，从秘鲁海岸出发，经过97天的航行到达了波利尼西亚的岛屿；他于1970年用埃及的原始芦苇舟，从埃及出发漂渡了大西洋；1977年他又用美索不达米亚的芦苇舟，从波斯湾漂航到北非的吉布提。那么先秦时期的人们用比芦苇舟和筏子更好的大型船只航行，应该可以航行得更远，或者至少可以达到海尔达尔的水平。只是这种远程海上航行的确认，我们还有待更加确凿证据的出现。

总之，先秦时期的海上航行可以分为近程、中程和远程三个等次。在近程海航方面，当时的人们可以到达位于今天中国沿海的很多地方，并且能将这种航行与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紧密联合起来。在中程航行方面，当时的人已经可以到达位于今天朝鲜、日本的很多地方。在远程方面，他们可以到达位于今天东南亚国家的很多地方。他们可能还有更远海上航行的能力。

至此，我们可以回答文章开头的三个问题。

先秦时期的人们有着很强的海上航行能力，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他们能够建造出大型的船只。这些船只可以承载大量的人员和物资，从而为海上航行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他们可以运用季风、潮汐、天象等知识，来回避海上航行中的危险，掌控航行方向，解决航行的动力，并克服行进中的苦难。

先秦时期人们可以通过海上航行到达很多地方。在近程海上航行方面，他们交叉运用海上航行和内河航行，能够达到内陆和今天海南岛、台湾等沿海的很多地方。此外，他们还能近海捕捞很多海产品。在中程方面，他们可以到达位于今天朝鲜、日本的很多地方。在远程方面，他们可以到达今天的越南、安曼湾、南非的阿果阿湾等地。

至于当时通过海上航行能够最远到达何处，目前还不能确定。我们从现代人进行的一些仿古海上航行来看，当时人可能也可以进行相似的长途海上航行。但是具体能行进到何处，还要依赖将来更确凿证据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