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历史教学编辑部 ，作者史金波
在中国历史上，宋辽夏金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民族政权分立，除中原地区的宋朝外，还有辽朝、西夏、金朝，另外还有大理、吐蕃、回鹘、西辽等地方政权。这一时期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揭示这一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深刻发掘其历史本质，提炼出有价值的认识，对全面了解中国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历代有修史的传统，这一时期存留下的历史文献十分丰富，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基础资料。前人对这些文献做了系统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时期还留存下大量文物，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都非常丰厚。漆侠先生在主编的《辽宋西夏金代通史》中曾指出：“辽、宋、西夏、金朝遗存至今的文物古迹数目很大，颇为分散，其中不乏引人注目的精品名址。”随着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这一时期的文物在发掘、整理、研究、利用和保护方面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文物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用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即以文物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坐实史情，同时还能得到文献记载中没有的新资料，补充史实。这样就突显了文物在历史研究中的特殊作用，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文拟对宋辽夏金时期的文物，以举例的方式做初步分类梳理，并分析其价值，以飨同好。因此时期文物众多，加之本人学识所限，难免挂一漏万，或失之偏颇，敬请专家教正。在宋辽夏金时期的不可移动文物中包含都城、墓葬、寺庙及佛塔、石窟、碑刻等。这一时期王朝并立，且有的王朝实行多京都制，致使都城众多，成为特色。北宋都城为东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宋朝、金朝都在此定都，素有八朝古都之称。因黄河经常泛滥，开封城多次被淤埋。现在开封上下叠压着不同时期的6座城池，宋代汴梁城也多被埋于地下。目前所见市内龙亭地址为当年皇宫所在地。地面遗存尚有始建于北宋皇佑元年（1049）的开宝寺塔以及大相国寺等。南宋都城为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现上杭区尚存南宋皇城和太庙遗址。杭州六和塔是北宋时吴越王为镇钱塘潮而建，后改寺名为“开化寺”。现六和塔塔身重建于南宋。辽朝实行五京制，境内设置五京，即上京临潢府（今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临潢府营建于辽太祖神册三年（918），分皇城和汉城。考古学家对辽上京遗址做了系统发掘，确定了宫城位置。作为辽朝南京的北京市和作为西京的大同市，都还保有辽代的一些重要文物遗迹。如北京市广安门外的天宁寺塔，房山云居寺的多座辽塔等。大同市有始建于辽重熙七年（1038）、金代重修的华严寺塔。辽代其他三京已成遗址，也保留和出土了大量辽代文物。西夏主体民族是党项族。其初兴起以夏州（今陕西省靖边县）为中心，后夺取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境内）为中心，最后定都贺兰山与黄河之间的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市），大力兴建，称兴庆府，后改称中兴府。至今城内留有重修过的承天寺塔、海宝塔等。
金代也实行五京制，起初是上京、东京、西京、南京、北京，海陵王迁都后是中都、东京、西京、南京、北京。也就是说，金国曾建有六都，为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南）、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北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市）、南京开封府（今河南省开封市）。
大理古城位于云南省大理市，其历史可追溯至唐代南诏所筑羊苴咩城，是唐宋500多年间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古城内分布多处重要文物。如大理三塔中，千寻塔始建于南诏时期，南北两座小塔为大理国时期修建。
宋代吐蕃王朝崩散，部分王室后人逃往阿里，建立了3个小王国，其中一支在10世纪建立古格王朝。其王城位于今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托林镇。此遗址城池格局基本保存，重要遗址可辨，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物。
在今青海一带的吐蕃唃厮啰政权，其先王城为宗哥城（今青海省西宁东南），后迁王城于青唐（今青海省西宁市），统领今青海东部和甘肃部分地区。
宋代高昌回鹘的中心城市为高昌故城，位于新疆吐鲁番市东面，是西汉至元明时期吐鲁番盆地中心城镇。该城包括外城、内城和宫城（可汗堡）三重城，城址内分布有大量宗教建筑遗址和宫殿遗址。寺城内遗物丰富，出土有不同文字的文书。
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都城特别多，在中国历史上很有特色，留下了很多珍贵的文化遗存，很多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宋陵集中在河南省郑州、洛阳之间的巩义市。宋陵涵盖了北宋除徽钦二宗之外的其余七帝，加上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的陵墓，统称“七帝八陵”。围绕八座帝陵有皇后陵、皇室宗亲墓、名将勋臣墓300余座，开创了集中设置陵区的先河。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有宋代祖陵，俗称宋三陵，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先祖陵墓。近年调查研究发现不少文物遗存。南宋陵在浙江省绍兴市皋埠镇，有南宋六帝陵寝，故称宋六陵。此外，还有北宋徽宗陵、宋哲宗后陵等。每座陵寝均设上下宫，结构完善。元代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率人盗掘宋六陵，破椁裂棺，窃取随葬珍宝。现陵区尚有部分墓冢石。宋代尚有很多其他墓葬。如河南省禹州市白沙宋墓，是北宋末赵大翁及其家属的3座墓，1951年发掘，发现大量壁画和文物。又如河南省卫辉市唐庄镇大司马墓地，发现有瓷器和钱币等遗物。南宋有丞相史嵩之墓，位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墓中有一口重达750千克的金丝楠木棺材，墓中的墓志铭纠正了多处文献记载的失误。江苏金坛周禹墓，墓主人遗体保存完整，十分难得。据墓内牒文记载，墓主周瑀身份为太学生。其他还有如成都东郊北宋张确夫妇墓等。辽代主要有五处帝陵，内蒙古巴林左旗的祖陵、巴林右旗的怀陵和庆陵，以及辽宁省北镇市的显陵和乾陵。祖陵是辽太祖的陵墓，庆陵是辽圣宗、兴宗、道宗三帝及其后妃陵的总称。其他辽墓包括辽境内的契丹族和汉族墓葬。按地域可分南北两个区域。北区包括长城两侧及长城以北地区，南区包括北京市和河北省的长城以南、易水和白沟河以北地区及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宣化市辽代壁画墓群，先后发掘辽金时期壁画墓10余座。其中一号墓墓主人为辽代归化州右班殿直张世卿，墓葬中发现了大量壁画，并出土了包括木俑、棺箱等木器。
西夏陵位于宁夏银川市西，西傍贺兰山，东临银川平原，分布9座帝陵及270余座王侯勋戚的陪葬墓，规模宏伟。帝陵均坐北向南，为纵长方形的独立建筑群体。陵墓出土了石雕、金属文物和大量西夏文和汉文碑残块。西夏境内还有其他墓葬，如宁夏永宁县闽宁村西夏墓地，其中有数座墓葬可以确定是西夏野利氏家族墓。内蒙古乌海地区有一座西夏墓葬遗址，存有残墓碑，墓主人是不见文献记载的一位西夏参知政事。此外，甘肃省武威地区发现了多处西夏下级官员和平民墓葬，出土了很多文物。金代最早于上京会宁府建金太祖陵（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后于北京市房山区西南大房山东麓建金陵，共葬金代始祖至章宗17个皇帝、后妃及诸王。金陵区分帝陵、纪陵及诸王兆域3部分。金代墓葬一方面受辽墓的影响，而更多的则是继承北宋的墓制。金代的大臣墓葬，如吉林省舒兰市小城子一带是包括大臣完颜希尹墓在内的金代早期贵族墓地。吉林省扶余市发现的墓葬占地广阔，象生布列，随葬大量工具和装饰品。
大定以后的金代墓葬发现较多，如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西城外及小榆树林子金墓、巴林左旗砖室墓等。黑龙江绥滨、吉林镇赉的墓葬，保持着地方民族习俗。绥滨中兴金代墓群，出土了很多精美的金银器、丝织品和瓷器。黑龙江省阿城巨源乡的金齐国王墓，是男女合葬竖穴土坑石椁木棺墓，该墓出土文物丰富。棺上有丝织品覆盖，棺盖正中置一阳文篆书“太尉开府仪同三司事齐国王”银质铭牌。棺内男性为老年，腰佩玉柄短刀，双手各握一金块。中原和北方的金墓各有特点。北京、河北地区的金墓，正隆以前者皆为土葬，大定以后实行火葬。河北省高碑店市新城镇时立爱父子墓和河北省井陉县柿庄墓均为金代初年壁画墓，系多室砖墓。此墓的主室为八角形，出土有墓志和神道碑。大同市城西有金代阎德源墓，墓主人生前是西京玉虚观宗主大师。该墓为仿木构建筑的砖砌单室墓，墓室后部砌长方形平面棺床。墓中出土随葬品90余件。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白塔心火葬墓群，发掘火葬墓175座，葬具以陶罐为主，出土一批有纪年的墓碑，为研究火葬习俗和大理国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宋朝著名寺庙很多，多数为前代所建。如开封府大相国寺，始建于北齐，北宋时期多次扩建，形成全国佛教活动中心。宋朝另有所谓十大寺庙，为河南白马寺、河南少林寺、浙江灵隐寺、浙江国青寺、江苏大明寺、江苏栖霞寺、江苏寒山寺、江西东林寺、陕西法门寺、福建南普陀寺。这些寺庙也多为前代所建。有的寺庙在宋代重修时，显示出宋代高超建筑工艺。如位于浙江省宁波市的保国寺，其大雄宝殿重建于北宋，采用斗拱之间的巧妙衔接和精确的榫卯技术，未使用一枚铁钉。辽代曾在南京析津府建天宁塔。据记载，此处隋代已建塔，后塌毁，辽代天庆九年（1119）重建，是典型的密檐式砖塔。辽代华严寺位于大同市，寺内主要建筑有大雄宝殿（上寺）和薄伽教藏殿（下寺），是我国辽代艺术的典范。金代在旧址重建，是我国现存辽、金时期最大的佛殿。独乐寺位于天津市蓟县（今蓟州区）城内，始建于唐初，主建筑山门和观音阁为辽代重建，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代表作。奉国寺始建于辽，是辽代的皇家寺院，金代改称大奉国寺。现辽代建筑只余大雄宝殿。涿州双塔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东北隅，一为智度寺塔，一为云居寺塔，皆为辽代所建。西夏的寺庙很多，作为新兴的都城，其重要寺院多为西夏时期兴建。如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景宗元昊建高台寺，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并在此译经，现仅存遗址。又有承天寺及其佛塔，始建于西夏毅宗时期，虽经后代重修，但仍保存原塔寺特点。海宝塔是一座方形楼阁式砖塔，也建于西夏时期。宏佛塔位于银川市贺兰县境，是楼阁塔与喇嘛塔的复合形式。坐落在武威市的西夏凉州护国寺，东晋十六国时前凉张天锡始建，原名宏藏寺，唐代改名大云寺，西夏时期称护国寺。该寺及寺内感通塔西夏时期因地震受损，崇宗天祐民安四年（1093）重修。甘肃省张掖市的大佛寺，为西夏时期始建。寺内现存大佛殿一座，为木构建筑，正中塑释迦牟尼涅槃像一尊，木胎泥塑，金装彩绘，原为西夏时塑造，明代修补。金代的佛寺也很多。其中宝胜寺在哈尔滨市阿城，是金代的皇家寺庙，原地面建筑皆损毁。金代龙岩寺，建在山西省晋东南陵川县境，其佛殿至今保存完好，十分难得。著名的大理三塔中有两座塔为大理国时期建造。维修时出土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珍贵文物680多件，其中有写经、经卷、法身舍利、三塔的金模型、青铜镜、玉石和水晶佛像等，承载着南诏、大理时期的历史文化。由上可见，中原地区的寺庙多为继承前代寺庙，或加以增建或重修。而辽、西夏、金朝的寺庙则新修建者多。宋朝初期管辖敦煌，曾在莫高窟修建一批洞窟，其中有的洞窟规模宏大。如莫高窟第55窟是莫高窟大型洞窟之一，在壁画中有生动的社会生活画面，如屠宰图、照镜图等。杭州飞来峰石窟遍布五代以来的佛教石窟造像，多达340余尊，其中卢舍那佛会浮雕、布袋和尚分别为北宋和南宋作品。大足石窟位于重庆市大足区，为唐、五代、宋时所凿造，以宝顶山摩崖造像规模最大，其中宋代造像最多。造像除佛像和道教造像外，也有儒、佛、道同在一龛窟中的三教造像，具有浓郁的社会生活气息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其他如陕西省钟山石窟始建于晋朝，宋代建有石窟，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云冈石窟先后为辽、金属地。辽、金都对云冈石窟进行了修造和保护。辽皇室曾对石窟寺进行了十年大规模修整，并对一千余尊佛像进行了维修。内蒙古赤峰市福峰山有辽代开凿的五大石窟，其中响洞石窟附近有辽代所建昊天寺遗址。在西夏境内分布很多石窟，主要在河西走廊，以敦煌莫高窟和瓜州榆林窟为主，还有很多中小型石窟。此外宁夏和内蒙古地区也有西夏石窟。西夏自大庆元年（1036）占领沙州、瓜州后，莫高窟、榆林窟便成为西夏佛教信仰的圣地，以重修前代洞窟为主，新建的洞窟不多。出土的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中称敦煌莫高窟为“沙州神山”。榆林窟与莫高窟同属一个系统，其中西夏晚期洞更具典型性。经调查，初步确定莫高窟、榆林窟有80多个西夏洞窟。另外，东千佛洞、下洞子石窟、五个庙石窟、一个庙石窟、昌马石窟等，都有西夏石窟。莫高窟北区主要是敦煌僧人居住、坐禅的场所。其中在不少洞窟中都发现了西夏文文献，证明西夏时期有很多僧人在这里生活。此外，位于内蒙古鄂托克旗阿尔巴斯的百眼窑石窟，共有洞窟65个，分大、中、小3种，中型石窟最多，而西夏石窟多为中型。金代攻占大同后，云冈石窟曾“寺遭焚劫”。金皇统年间，住持法师禀慧重修“灵岩大阁”，复完山门气象，云岗复现旺盛。金代对云冈石窟的拨河改道杜绝了河水对石窟的正面侵蚀。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的千佛洞，始凿建于金皇统九年（1149），是陕西省规模最大的金代佛教造像石窟。陕北地区也有不少宋、金代石窟，其中有延安市清凉万佛寺、黄陵县万佛洞、龙岩寺石窟、子长县钟山石窟、韩村石窟等。金代石窟在山东省济南市现存有黄花山石窟，洞壁雕佛像20余尊，有杨十三郎造像碑1块，山下有金代碑刻一通。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发现5座岩窟，其中有属于唃厮啰时期大约200平方米的佛教壁画遗存。宋代文化发达，著名文人辈出，所立碑石十分丰赡。有很多碑石尚存，有的碑石已失，但尚存留拓本。宋代著名书法家多留存碑刻。如在山西省夏县有苏轼撰并书《司马温公神道碑》，黄庭坚著名碑刻有《狄梁公碑》。米芾的碑刻有《章吉老墓表》，为米芾晚年代表作。蔡襄著名碑刻有《万安桥记》，亦称《洛阳桥记》，尚存于河岸左侧。《元祐党籍碑》原刻于宋崇宁三年（1104），宋徽宗书，刻石置于文德殿门东壁。碑文列司马光、苏轼等309人为奸党。后蔡京又自书颁行各州军立石，后石碑多毁。今广西有两碑传世，一在桂林市龙隐岩石壁间；一在融安县真仙岩内，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在河南省新乡市又有《大观圣作之碑》，徽宗瘦金书，蔡京行书题额。河南登封少林寺有《面壁塔题字》，为蔡京书。苏州碑刻博物馆陈列着四大宋碑，即《平江图》《地理图》《天文图》《帝王绍运图》，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又有《宋代针灸穴位碑》，1971年在北京明代城墙遗址出土，刻于宋天圣年间，现存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是研究我国古代医学方面的重要碑刻。宋高宗时刻《石经刻石》于临安，共200石，现存70余石。辽代碑石也非常丰富。辽上京出土的辽代碑刻主要是哀册和墓志。内蒙古巴林左旗共出土了20多件辽代碑刻。巴林右旗出土的主要是辽圣宗、兴宗和道宗三个皇陵出土的汉字和契丹小字的哀册，以及陪葬墓出土的皇弟与其配偶的哀册与墓志，共有16件。这些都是研究辽代皇族和后族的重要资料。辽代碑刻在东北和华北一带的其他地区也有不少发现。过去西夏所存碑石不多。甘肃省武威市的西夏崇宗时所立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碑阳、碑阴分别为西夏文和汉文。又西夏仁宗时所立甘肃省张掖市的《黑水建桥碑》，两面系汉文和藏文合璧。在西夏陵中，9座帝陵和部分陪葬墓多有碑亭遗址，各有碑亭1至3处不等。对其中部分碑亭遗址发掘后出土了3000余块汉文和西夏文残碑石。不难想象当时西夏陵区碑石林立的壮观景象。出土的残碑虽不完整，但也记录了很多西夏历史和社会的重要信息。金代碑石也很丰富。有的是汉文，有的是汉文和女真文合璧。吉林省扶余市的《大金得胜陀颂碑》，立于金世宗大定十五年（1175）。金代有女真文字石刻10座，其中4方为女真文和汉文合璧。金代出土墓志不少，如出土于山西省朔州市的《张温妻智氏墓志》。金代的经幢也有不少。金代碑刻也有新的发现。前述河北省高碑店市的金代时立爱墓，有《大金故崇进荣国公忠厚时公神道碑》，碑记时立爱进士出身，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时立爱《金史》有传。另有吉林省梅河口市的庆云女真摩崖，有女真文和汉文，记载金太祖时期的地方历史。关于这一时期的刻石，有《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和《散见宋金元墓志地券辑录》。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白塔心火葬墓群，发现一批有纪年的墓碑，记录了大理国的14位皇帝年号，为研究大理国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这一时期的可移动文物中包含金属器、陶瓷器、书籍、绘画、服饰等。随着城市的兴盛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宋代金银器日益商品化。现存金银器琳琅满目。1993年发现的四川省彭州市西大街窖藏是迄今所见最大规模的宋代金银器窖藏，共出土各式器物350件，集中展现了宋代金银器的风貌。宋代官印除皇帝御宝有用玉、金之别外，基本为铜铸。至元丰年间，宋神宗改革官制，诏三省印“银铸金涂”。宋代官职越大，官印越大。现存宋代官印实物，所见均为中下级机构的官印。如“宜州管下羁縻都黎县印”“东南路第十二副将之印”。宋代官印的钮式单一，多为长方钮、块钮、矩形钮等，无穿孔。宋代的官印书体被称为“九叠篆”，其字屈曲缠绕，不易辨识。此外，小篆和楷书也偶被用于官印书体。宋初，官印背款仅刻铸造时间，从宋真宗朝开始背款上加刻铸印机构名称。印纽上或印背上端还刻有一个“上”字，以示用印方向。“九叠篆”和背款形式为其他王朝所效法。宋代铜镜铸造以南方为主，其中以浙江湖州最为有名。存世宋代铜镜很多，造型多样，图案简单，多有题记铭文。宋代的钱币适应市场流通需要，数量远超唐代。据统计，仅北宋期间铸钱就达26000万贯。宋朝以年号钱为主。两宋铸年号钱48种，另铸国号钱“宋元通宝”“皇宋通宝”“圣宋通宝”“大宋通宝”。此外还有铁、金、银等钱币。四川铜少铁多，铁钱铸量很大，陕西等地铜铁钱并用。此外，辽、夏、金各朝都使用宋币，全国各地出土大量宋钱。考古发现多处宋代炼铁炉。河南省南召县发现宋代炼铁竖炉14座，均用耐火石砌筑。河南省林县铁牛沟宋冶铁遗址有炉址11座。河北省邯郸市矿山村宋代炼铁炉保存较好。河南省安阳市唐坡出土了9块宋代铁锭。对宋代铁器分析表明，大多数含硫较高，应为煤炭所炼。辽代金银器多为契丹贵族留下的遗珍。种类有冠带佩饰﹑马具﹑饮食器皿﹑首饰﹑符牌及葬具等。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金银器很多，精致丰富，有金面具﹑鎏金银冠﹑银丝网络﹑金蹀躞带﹑金花银靴等殡葬服饰，以及戒指﹑金镯﹑银盒﹑金荷包、银枕﹑金针筒、金花银钵﹑金花银盒与马具等。内蒙古赤峰市辽驸马赠卫国王墓出土了大批金银马具﹑鎏金龙纹银碗﹑银高足杯﹑金丝织物等。此外﹐在辽宁省建平县张家营子出土了刻契丹文银碟﹑鎏金银冠。另有河北省承德市发现的契丹文金银符牌﹐发现于北京市房山区的鎏金银面具和辽宁省建昌县龟山辽墓的银杯﹐出土于内蒙古巴林右旗窖藏的银杯﹑银盘、银执壶等，以及赤峰市郊区窖藏的辽代银鸡冠壶和提梁壶等﹐均为具有代表性的辽代金银器。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小五台山脚下发现铜器，铜盆内有链子壶一件、三足熏炉一件。辽代古城遗址和墓葬中出土有多种铜镜，形成独特的四合纹样，很具特色。辽代的菊花纹镜，独创出以花为形的镜形。辽朝所铸钱币皆仿中原地区圆形方孔钱，上铸汉字年号加“通宝”或“元宝”，共铸20多个年号30多种钱币。1辽朝因主要使用宋代钱币，本朝所铸钱币流通使用较少。内蒙古的扎兰屯市出土了一批历代使用的钱币，其中有辽朝的钱币，也有唐、宋年号的钱币，而唐、宋年号的钱币可能为辽朝翻铸。现已发现有个别契丹文钱币，其中有大铜钱“天朝万岁”和同文字银币，皆非实用的流通货币。西夏也有精美的金银器。内蒙古博物院藏有巴彦淖尔市临河区西夏城址出土的一批金器。其中有莲花盏托、金佛，另有金碗两件，金莲花盘一件。此外还有金指剔。另有雕刻人物、花朵的金耳饰等。西夏陵园也发现葡萄纹金饰、花瓣型金饰、鎏金银饰等，也是饰物中的精品。宁夏灵武县横山出土银钵2件、银碗3件，底部标明自身重量。宁夏闽宁村西夏墓4号墓出土多件鎏金银带饰，推论是贵族墓。西夏铜铸器物丰富多彩。西夏陵区出土的鎏金大铜牛是一件精湛的西夏铸造艺术品，重188公斤，造型生动，工艺水准高超。在陪葬墓中还有较小铜牛，形象古朴自然。在银川市内出土了一批鎏金铜造像，其中有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大势至菩萨造像，拾得和尚、寒山和尚造像、龙首青铜八卦钟，工艺精湛。中国国家博物馆和西安博物院所藏两盒铜符牌，上端刻一镀金西夏文“敕”字，下块正面刻双线西夏文楷书“敕燃马牌”四字，是传达皇帝紧急命令的牌符。西夏政府各司有司印，官员有官印，依据司品和官职的高低有金、银、铜镀银、铜质四种。已出土的西夏印章皆为方形铜印，尚未发现金、银印，除少量六字、四字印外，绝大多数是西夏文二字“首领”印，现已超过百枚，印文也仿汉字九叠篆法，背有印纽，纽中间有圆穿孔，印纽两侧分别錾刻年款和持印者人名。西夏的钱币有铜钱和铁钱，形制、大小皆仿中原皇朝，全是年号钱，有西夏文和汉文钱两种。西夏故地出土的钱币中，多数是宋钱，可知西夏主要使用中原钱币。黑水城出土有造型精美的铜双金刚和铜金刚铃，是藏传佛教仪式上使用的法器。近年宁夏永宁县闽宁村西夏墓3号墓出土铜铃4件，22件铜泡饰和1件铜带扣。西夏时期铁器分兵器、工具。西夏最著名的武器是“夏国剑”。宋朝太平老人著书列举享誉境内外“天下第一”的事物包括“夏国剑”。甚至宋朝皇帝也随身佩戴夏国宝剑。西夏帝陵中出土有长124厘米的铁剑，尽管剑体已锈蚀，但仍可看出当时制作精细，原来很可能是一把名贵的长剑。另在陵园还发掘出铁矛头。内蒙古准格尔旗准格尔召镇出土了铁锄、铁铧、铁犁镜等，被定为西夏时期的生产工具。金代出土的金银器种类不少。如陕西临潼金代窖藏出土的金步摇、金耳饰、金片饰、银钗、银项圈、银镯等，反映了女真族和汉族在文化上的融合。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金墓出土了金耳坠、银钗、银钏、银簪、银耳坠、金指环、金花饰、银鞍饰、银碗等金银器。又绥滨县奥里米金墓中出土了金耳坠、银钏、银钗、银片和带有忍冬图案的金饰件。其中有的与中原地区相同，有的则具有地方特色。在黑龙江省阿城出土的银镯上打印有“上京翟家”的戳记。金代的金银器中的宝相花金杯、莲花座银名牌、配玉金丝冠、金腰带扣、鎏金银牌等都很精美。金代印章多处有存藏。如河南省濮阳市藏三方金代印章：“都统所醴字印”，印体背面纽两侧刻铭文各一行（竖行），左侧字迹模糊，右侧刻年款。“行元帅府经历司印”，印体右侧面压錾年款一行。“都统所印”，背面纽两侧錾铭文各一行，左侧为“都统所印”，右侧为年款。此三印章对研究金代官制和兵制有重要参考价值。金代铜器中的铜镜较多，主题纹饰非常丰富，其内容不仅有中原流行的图纹样式，也有本民族工艺的传统内容。江苏省太仓市博物馆藏金代双鱼铜镜，形态生动活泼。金朝开始铸造了少量“天眷”“皇统”年号钱，后效仿宋和辽立新年号即铸新钱。在东北地区多处发现金代窖藏铜钱。如辽宁省沈阳市新民市出土一缸铜钱，内有汉、唐、五代、宋、辽、金历代铜钱13.5万余枚。锦州市义县出土一缸铜钱，内有唐、宋、金代铜钱，重65千克。丹东市新农乡出土金代窖藏铜钱总计320千克，9000多枚。本溪市千金沟地区发现一处金代货币窖藏遗址，在陶质大缸中有铜钱重量约275余千克，近7万枚。窖藏钱币皆以宋铜钱为大宗。可见金朝也主要使用宋钱。黑龙江省阿城金代冶铁遗址所出炼铁炉，炉膛截面略呈梯形，近处有矿井10余个。中国以瓷器精美著称于世，而北宋官瓷代表着中国陶瓷艺术的最高成就。当时有五大名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和定窑。汝窑窑址在今河南省汝州市区张公巷。北宋官窑窑址至今不清，南宋时在临安另设新窑。哥窑将“开片”的美发挥到了极致，窑址不明。钧窑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有钧官窑和钧民窑之分。“钧红”的烧制开创了瓷器的新境界。定窑在河北省曲阳县，将白瓷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此外还有耀州窑，窑址以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为代表，形成了青瓷的独有特征。北京广安门外曾发现大批刻有龙凤及花卉图案的耀州青瓷。出土的宋代精美瓷器难记其数,很多博物馆都有收藏。近期还有出土，如2020年6月在西安市发现宋代家族墓，出土精美耀州窑瓷器60多件。辽代的陶瓷器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及河北等地都曾有发现，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辽代陶瓷器和北宋中原地区的陶瓷工艺属同一系统。辽代瓷器可分两大类，即中原类和契丹类。中原类的瓷器有的是宋朝流入契丹的，也有北宋工匠到辽地后在当地烧造的。契丹类型的瓷器具有本民族的风格，主要器型有：鸡冠壶、长颈瓶、凤首壶、穿带壶、鸡腿瓶、海棠式盘等。鸡冠壶是辽瓷中最有特色的造型，其原型是契丹族游牧时用以盛水或奶的皮囊壶。时代越晚，契丹式瓷器越少。西夏瓷器近些年来发现很多，以宁夏灵武市的磁窑堡和甘肃省武威市的塔尔湾出土最多，是目前发现中国西北部最远的古瓷窑址。西夏瓷有粗细之分。粗瓷主要器形有瓮、缸、釜等器。细瓷胎质细密，主要器形为碗、盘、罐、壶、瓶、钩等生活用具及板瓦、滴水等建筑用材。西夏瓷器釉色主要以黑（褐）、白釉为主，也有少量青、紫、茶叶末及姜黄釉色，其中白瓷质量普遍较高，精品明显多于其他釉色瓷器。西夏瓷器品种繁多，其中剔刻釉扁壶、四系瓶、帐钩、纺轮、牛头埙独具特色，造型与党项人游牧生活密切相关。西夏瓷器纹饰题材丰富，有植物纹、动物纹、图案纹及反映民间生活习俗的纹饰。西夏故地的博物馆等文博部门多收藏有西夏瓷器。西夏陵出土有高大鸱吻，高152厘米，陶胎绿釉，龙头鱼尾，遍饰鳞纹，形象威猛神异，因其形体硕大，可推测它所在宫殿宏大，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金代的陶瓷器多利用辽瓷旧窑烧造。辽宁抚顺大官屯窑和辽阳江官屯窑是金前期日用陶瓷产地，品种有黑、白、酱釉和茶绿色釉等。迁都燕京后的陶瓷生产，集中在河北曲阳定窑、磁县观台窑、河南禹县钧窑和陕西铜川耀州窑、山东淄博磁村窑等。定窑仍以白瓷为主。磁州、钧窑、耀州窑仍烧制原来的产品。山西境内的浑源窑，安徽境内的萧窑，宿州窑与泗州窑，分别烧制钧窑、定窑、磁州窑风格的产品。金代出土陶瓷器类以盘、碗、罐、瓶、壶为多，也有杯、洗、炉、盏托、瓷枕、玩具等。日用器物造型有双系、三系、四系瓶，双系罐和高体的长颈瓶、鸡腿瓶等。装饰技法有刻、划、印、剔花，笔绘，塑贴，加彩等。大理国时期的陶瓷，一是使用宋朝瓷器，如现存有景德镇窑影青狮纽盖、影青普贤菩萨像和影青文殊菩萨像等；二是大理国本身烧制的瓷器，如绿釉陶行炉、银背光金阿嵯耶观音立像、五色供养塔模等。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西山脚墓群发现大量火葬罐残片，有少量碗、盘、碟残片，年代为大理国时期到明中晚期。通海县白塔心山火葬墓群，发掘火葬墓175座，葬具以陶罐为主，少部分为瓷器。宋代是中国家具由低矮向高坐的全面过渡时期，确定了垂足而坐的起居方式。然而保存下来的宋代木器较少。以桌子为例。宋代桌子升高，桌腿较长，又分为三类。粗腿桌风格趋于浑厚，在河北曲阳北宋墓壁画、河南安阳宋墓砖雕壁画、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壁画、山东济南青龙桥宋墓壁画、山西高平开化寺北宋壁画中都可见到。细腿桌桌腿较为瘦劲，桌子的整体风格也趋于简练，可见于江苏武进南宋墓出土木桌，还可在多种绘画中看到这种木器。花腿桌是桌腿被装饰雕琢得较为复杂，有各种纹饰，风格趋于繁复，其形象见于淮安北宋墓壁画、南宋佚名《六尊者像》《梧阴清暇图》等画中。现存辽代木器多为墓葬中出土。河北省宣化市张文藻墓中出土了包括木俑、棺箱等木器。墓室中有保存完好的宴席。棺前有大木桌，桌前有木质盆架，架上有黄绿釉三彩大盆。在大木桌上，放满了食具。墙根下还放着一小木桌。东墙下方还有一把木椅。北京市房山区天开塔地宫辽代木桌，属于粗腿桌，整体风格比较粗犷。同地出土的辽代四出头木扶手椅，扶手出头末端外翻。墓中还有木箱，表面有清晰可见的梵文以及类似于汉字的文字。西夏贺兰山拜寺口双塔西塔出土木雕供桌，以传统木工卯榫工艺制成，前后各有双枨，镂空雕花挡板和花牙板装饰，前面镂空雕花挡板分上、中、下三层，通体彩绘，是一件难得的精致木器。在西塔还发现一对描金木质花瓶，通体以红漆衬底，腹部用金色描牡丹花纹，至今依然光彩夺目。武威市西郊林场两个西夏墓中出土了一批陪葬木器，计有木条桌、木衣架、小木塔、木笔架、木宝瓶和木缘塔。其中木宝瓶表面涂红色，制作很精细。木缘塔共四个，皆由座、身、顶、刹四部分组成，呈八角形，各部分都由小木板雕凿卯榫相接合，制作精巧，组合细密，造型稳重。除日常用品外，西夏还出土有非器具类木雕、木俑、木版画、西夏文雕版、西夏文木牌、西夏文木简、汉文朱书木牍等。出土如此种类繁多、造型独特的木器，在历代是不多见的。金代的木器在壁画中有很多显现。近来在墓葬中也发现了不少木器实物。前述大同市城西的金代阎德源墓，出土了各类随葬品90余件，仅木器即达20件之多。棺床南侧东西并列三张木供桌，桌上放了小件随葬品多种，计有影屏、巾架、榻、茶几、盆架、桌椅等，都是明器小家具。大供桌榆木质，由下流圆腿、圆衬档、桌面三部分组成。这是金代家具的代表作。宋代印刷的书称为宋版书，因其刻印精工和流传稀少，呈现出独具的文物价值。宋版书多为蝴蝶装，北宋刻本大都是白口，南宋中叶开始流行黑口。传世宋刻本有不少字大悦目，行格疏朗，世人多以宋版书为贵。宋人工书法，也表现于印书事业。宋代造纸技术发达，大致有竹纸和皮纸两类，有的宋版书纸张至今光鲜如初。据专家统计，国内外所存宋版书约3000~3500部，皆为善本。宋代首次刊印大藏经，称为《开宝藏》，为卷装，共6000余卷，目前国内外仅存留12号13件，皆为珍籍。另有辽代行均编纂汉文字典《龙龛手镜》4卷，在宋朝出版，改为《龙龛手鉴》，今藏国家图书馆。宋代也有重要手抄本存世，最著名的是司马光手书《资治通鉴》残稿，记录了西晋元帝永昌元年（322）之事，现藏国家图书馆。黑水城出土的古籍中有一批宋刻本，如《吕观文进庄子义》，多种佛经以及《平水韵》《广韵》《汉书》残本等，表明中原王朝的书籍流传到西夏。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南宋徐谓礼墓出土了徐谓礼文书，是重要的宋代文献发现，包括告身、敕黄等17长卷文书，记录了徐谓礼30年间的官阶迁转、差遣任命、历任考核等仕宦过程，对研究宋代职官制度有重要意义，今藏武义博物馆。辽代刻印事业也很发达，刻印出版了很多书籍，但传世的辽代古籍很少。辽代曾刻印汉文大藏经数千卷，称为《辽藏》。近代在山西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和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天宫寺都发现了部分《辽藏》卷册。如《一切佛菩萨名集》《金光明最胜王经》分别藏山西省应县木塔文物管理所和唐山市丰润区文物管理所。西夏印刷事业兴盛。黑水城遗址出土了大量西夏时期的西夏文和汉文文献，其他地区如甘肃省武威市小西沟岘、宁夏贺兰山方塔等，都出土了不少西夏文献，使西夏存世的古籍变得非常丰富。其中有大量刻本，如西夏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军法《贞观玉镜统》、类书《圣立义海》、韵书《文海宝韵》、字书《音同》；翻译著作《论语》《贞观政要》《十二国》《类林》《孙子兵法》《六韬》《三略》等，此外还有大量西夏文和汉文刻本佛经。西夏书籍留存下很多活字印本。西夏继承了宋朝的泥活字印刷，开创了木活字印刷。如甘肃省武威市出土的泥活字本《维摩诘所说经》和宁夏贺兰山方塔所出《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等。其印刷实物可以坐实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古代手写本则传世极少。西夏出土文献中有大量手写本。如西夏文本《新法》《五音切韵》《诗集》《孝经》《将苑》等，汉文本《杂字》以及大量佛经都是写本。西夏的书籍有卷装、蝴蝶装、经折装、缝缋装、梵夹装等多种装帧形式。金代书籍也得益于宋朝的基础，刻书、藏书有一定规模，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为金代重要刻书中心。篇帙浩瀚的释道二藏金代都曾刊印。保存在国家图书馆的《金藏》是这一时期存世规模最大的图书。此外，其他金代书籍很少。存世的金刻本有出土于黑水城、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金朝汉文本《刘知远诸宫调》唱本。传世的金刻本还有《新修絫音引证群籍玉篇》30卷，国家图书馆藏，存29卷。又有丘处机撰《磻溪集》3卷，也藏于国家图书馆。云南大理三塔在维修中发现了很多文物，其中包括不少重要写本文献，如《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密教散食仪》等多种佛经。宋代绘画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显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宋代人物画内容从唐代以重大历史事件和贵族生活，扩展到描绘城乡市井平民生活。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卫贤《闸口盘车图》、王居正《纺车图》、苏汉臣《秋庭戏婴图》、李嵩《货郎图》、朱锐《盘车图》、阎次平《牧牛图》和无名氏《耕织图》《耕获图》《柳荫云碓图》《江天楼阁图》等。特别是《清明上河图》长5米多，绢本设色，生动记录了当时都城东京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成为当年京城繁华的见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描绘贵族文人生活的绘画仍然流行，如李公麟《西园雅集图》、赵佶《听琴图》等都具有较高艺术成就。故宫收藏的《文姬归汉图》是南宋宫廷画家陈居中所画，情境辉映，动静结合，是人物画的精品。宋代还有墓室壁画。如著名的宋白沙汉墓中赵大翁墓，墓室四壁绘彩色壁画，甬道两壁画身背钱串和手持筒囊、酒瓶以及牵马的侍者。前室墓门两侧画持骨朵的护卫，东壁画女乐11人，西壁雕画墓主人夫妇对坐宴饮，表现墓主人内宅生活情景。更为可贵的是宋代还编纂了《宣和画谱》，系统著录皇家秘藏魏晋以来至北宋名画，总计画家231人，作品6396件，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记录宫廷藏画的巨著，在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辽代绘画大量保存于辽墓壁画，其中有辽宁省朝阳市木头城子辽代壁画墓、北票季杖子辽代壁画墓、姑营子辽耿氏墓、林四家子辽墓、建平唐家杖子辽墓、北票莲花山辽墓、辽赵氏族墓等。上述壁画墓的墓主既有汉人，又有契丹人，壁画题材和内容主要包括山水人物、花鸟禽兽、建筑等。前述河北省宣化市辽代张文藻墓中，有一副壁画为身着鲜艳服饰的男子吹奏乐器、舞蹈情景，此外还有一群孩童嬉戏的壁画图，都十分生动。西夏绘画作品多样，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留下不少艺术精品。其中主要为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壁画，内容丰富。两窟西夏壁画中以佛像、说法图、经变图、菩萨像等为主。中期后，逐渐突出本民族特点，人物形象逐渐接近党项族的面部特征和体质特点，衣冠服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西夏晚期，壁画所反映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点进一步发展。中后期藏传佛教的影响进入西夏洞窟。莫高窟的西夏壁画在花饰图案上有不少精美之处。以龙或凤为图案的藻井在西夏壁画中十分普遍。西夏早中期壁画中有供养人像，如409窟东壁的皇帝供养像，额头秃发，身着圆领窄袖团龙袍，袍上有皇帝特有团龙图案。画中有后妃像二身，其服饰受回鹘装饰的影响。榆林窟第2窟是西夏晚期壁画，在精美的《水月观音图》右下角隔水的岸上，有玄奘取经图，反映了玄奘取经故事在西夏的流传。在榆林窟和东千佛洞的西夏壁画中共发现6幅唐僧取经图。榆林窟第3窟的《五十一面千手观音变》的法光中左右对称地画有《犁耕图》《踏碓图》《酿酒图》《锻铁图》各两幅。此外，还画有《行旅图》和锹、镐、锄、犁、耙、斧、锯、镑、剪、尺、规等工具，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点。榆林窟第29窟西壁南侧和北侧各有男女供养人像两列。莫高窟第61窟甬道北壁的供养比丘群像，每人近旁有汉文、西夏文合璧的人名榜题。此外，在河西走廊的东千佛洞等中小型石窟，也留下了西夏画匠们的作品。黑水城出土200多帧西夏卷轴画，十分珍贵，现皆藏于俄国。其中有的受中原宋朝绘画艺术影响，还有大量浓彩重墨、色调深沉、具有藏传佛教风格的密宗画唐卡。近些年，宁夏和甘肃等地也出土了多幅西夏佛教卷轴画。西夏时期也有不少木刻版画，如黑水城出土经折装《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占8页篇幅，有佛、菩萨、神、人等像100余身。敦煌出土有出图本西夏文《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文上部约1/3处分段绘图，每幅图为下面经文的图解。西夏甘肃武威西郊西夏墓中发现了29块木版画。板画构图简练，线条流畅，生活气息很浓。黑水城出土的两幅大型坛城木版画《佛顶尊胜曼荼罗图》，绘有三层坛城，是典型的藏密画风。两画右下角分别绘有男、女供养人一人。金代绘画有寺庙壁画。如位在山西省五台山北麓的岩山寺壁画。其文殊殿四墙壁画及佛坛塑像乃是金代原作，出自“御前承应画匠”王逵等人之手。岩山寺文殊殿金代壁画，作为佛传、经变故事的载体，把佛教题材内容穿插融合在山水画建筑界画中。黑水城出土金朝刻印的《四美图》上标明“平阳姬家雕印”，应是来自金朝平阳。此外还有《关羽图》。平阳出版的精美印刷品也流传到西夏。《明妃出塞图》是金代宫素然创作的一幅历史人物画，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该画以汉元帝时宫女王昭君远嫁匈奴呼韩邪单于故事为内容，将艰难行进在寒风中的和亲队伍的情景绘制出来，再现了昭君出塞的动人场面。服装不易长期保存，所留实物珍稀，而金银、珠宝等首饰却保存下不少，主要是墓葬中出土。出土宋代服饰实物的有福建省福州市南宋黄昇墓、湖南省衡阳市何家皂北宋墓、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茅麓南宋周瑀墓、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赵伯沄墓等。黄昇墓位于福州市晋安区。黄昇是宋代皇族赵与骏的妻子，其葬具及遗物保留完整，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丝绸织物，共得服饰及丝织品354件之多，面料上囊括了古代高级织物：绫、罗、绸、缎、纱、绢、绮等，衣物款式包括20多种类，连香囊、荷包、卫生带、裹脚带也包含其中。丝织物品有高超的制作工艺，装饰和刺绣技法多种多样，且十分成熟，与苏绣的工艺基本相似。赵伯沄是北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其墓中出土服饰丰富，包括衣、裤、袜、鞋、靴、饰品等，并且纹饰题材多样，织物品种齐全，有绢、罗、纱、縠、绫、绵绸、刺绣等品种，体现南宋手工业的发达，表现出南宋贵族服饰风貌。南宋宰相史嵩墓中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丝织品，包括罗、绫、纱等。宋代的很多墓葬中出土了首饰，其中有钗、簪、镯、指环、耳环、项圈等，质料有金、银、铜、玉、骨、玻璃等，形式多样，工艺有繁有简。辽代南北方的服饰不同。北方主要为契丹人服饰，左衽是其特点，和中原右衽不同。辽代服装以长袍为主，男女皆然，长袍为交领、左衽、窄袖，后片开衩，便于骑马和狩猎。贵族的长袍，多比较精致，通体平绣花纹。辽金时北方流行连袜裤，称为“吊敦”，宋朝曾严禁穿用。龙长袍是辽代长袍的典型的样式，后面有三组团龙，一组在上面，二组在底部。龙纹是汉族的传统纹样，反映了两民族的相互影响。辽代南部服饰为“汉服”，百姓和汉族的官吏都可以穿。腰带有蹀躞带，本为胡制，带间有环，用作佩挂各种随身应用的物件，如弓、箭、算囊、刀、砺石之类。契丹贵族还喜欢佩戴各种精美的佩饰。他们还学习汉族，以配饰区分等级高低。原来党项族从事游牧，衣着不外毛、皮之类。后来北上进入西北地区，生活方式发生很大变化。西夏时期服饰形式多种多样。《番汉合时掌中珠》所记有毛、皮制品的服装，此外，还有袄子、褐衫、袜肚、汗衫、布衫、衬衣、裙、裤、袩、背心、皮裘等服装。西夏汉文本《杂字》的“衣物部”中有关衣服记载有30多种。西夏的服饰所见实物极少，但绘画中所反映的西夏服饰丰富多彩。在敦煌莫高窟第409窟东壁门南有一高大男供养人，应为西夏帝王形象，穿有帝王专用的大型团龙绣花龙袍，后有侍从持御用华盖、翚扇等物。窟东壁门北的两个西夏后妃供养像，穿翻领窄袖长袍，十分华丽。榆林窟第29窟绘制了众多西夏供养人，有武官及其眷属和僧尼，保存了多种西夏人物服饰形象。黑水城达兰库布镇东南古庙中出土多身西夏彩塑像中，男女供养像服饰各有特色。黑水城出土唐卡也有女供养人。《观音菩萨图》中右下角的两身女供养人，皆外穿红色交领窄袖花长袍，高开衩，头梳高髻，戴高花冠。西夏平民的服饰多种多样。榆林窟第3窟东壁“五十一面千手观音变”中的《犁耕图》《锻铁图》《酿酒图》《舂米图》中绘制了多位男女普通劳作者，其服装各具特色，便于劳作，朴实无华。西夏饰品也有出土。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高油房遗址出土一对透雕纯金耳坠和双鱼柱形金指剔，工艺水平很高。西夏陵园也发现精美的葡萄纹金饰、花瓣型金饰、鎏金银饰等。黑水城出土有一件项链，由打磨的宝石、珊瑚、玻璃珠和石珠护身符串联而成，装饰效果很强。西夏寒凉天气较多，鞋袜实用性很强。榆林窟29窟男供养人似穿黑皮靴，女供养人则穿尖口红鞋。榆林窟第3窟多幅劳作图中的劳动者多穿麻鞋。武威亥母洞出土鸟形鞋6件，绣花童鞋5件，其中两只刺绣华丽，鞋头作成鸟头形，造型美观。西夏将士在战场上实用的服装是常用的铠甲和西夏特有的战披。西夏陵园出土了铜质铠甲片52片，每片都有缀孔。近年又在宁夏永宁县闽宁村七号墓出土了不同类型的9件铁甲片，应是制造铠甲时置于不同部位的甲片。金代的服饰，特别是女真族的服饰也经历了由俭入奢的过程。女真人原本服饰着装简朴，靠打猎、捕鱼、耕种生活，其着装基本上是就地取材。女真人早期没有养蚕业，有时纺麻，做成麻织装。女真人进入中原后，纷纷仿效汉人丰富多彩的服饰，特别金熙宗时代女真人的上层贵族学习汉人装束，追求衣着的华丽、奢侈。前述黑龙江省阿城巨源乡的金齐国王墓，出土了不少服饰，展示了绚烂的金代服饰文化。棺内男性齐国王身着8层服装；女性为中年，身着9层服装，腰佩饰件，项戴玛瑙金丝链。该墓出土服装种类繁多，质料品种齐全，纺织技术高超，制作工艺精湛。墓主人服饰纹样清晰，尤其金锦或印金花纹，光彩夺目。各类佩饰和用具的材质有珍珠、玉、银、象牙、角料、玳瑁、玛瑙、松石、藤、木、皮革和铁。显示出金代在服饰上的讲究、奢靡，也说明了金代手工业发展已达到一定水平。吉林省扶余市发现的墓葬中出土的镂花金帽顶和磨制精细的金扣白玉带，代表了金朝初年相当精湛的工艺水平。金朝仿照中原官制制定服饰制度，用汉人的工匠纺织丝绸，使用汉族的纺织工艺。黑龙江畔绥滨中兴金代墓群，出土的精美丝织品为中原产品。齐国王墓中女主人面部覆盖面巾，湖北江陵马山一号墓中也有出土的巾，这一习俗是学自汉族。女真人在服饰方面还保持一些本民族特色。如齐国王墓中男女主人穿着基本上是带、巾、盘领衣、乌皮靴，都穿有吊敦，盘领衣左衽，都显示出女真人着装民族风俗。由上对这一时期的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的简要梳理，可以归纳出一些特点。这一时期文物分布广泛，北至黑龙江流域，南至南粤，东至沿海，西至西域，都有大量文物遗存，且丰富而多彩。以都城为例。因此时王朝并立，各朝都建都城，加之辽、金实行五京制，都城便有十多处，各具特色。原来中国的都城皆在中原地区，此时扩大了都城的分布范围，使中国的城市建设出现遍地开花的局面。北宋的都城开封和南宋的都城临安无疑仍是规模最大、处于中心位置的最繁荣的大城市。北京当时先后作为辽代的南京析津府和金代的中都大兴府，地位上升，为此后北京市成为首都加厚了基础。西夏的都城兴庆府，从一个边远镇建设成为一个中国最西部的王朝都城，为发展成为现在西北重要城市银川市打下了基础。又以皇陵为例。北宋陵在河南省巩义市，南宋陵则在浙江省杭州市，辽陵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和右旗，西夏陵在宁夏贺兰山脚下银川市郊区，金陵遗址在今北京市。这些陵墓分处各地，形制有同有异，留存大量重要文物。再以书籍为例。这一时期留下了大量古籍，特别是享誉世界的数千种宋版书，破土而出的大量黑水城西夏文、汉文文献，传承800多年、有近5000卷的《赵城藏》，各具特色，各显风采，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瑰宝，反映了当时文化的高度繁荣发展。这一时期的文物显示出各王朝都有相类似的政治制度。宋朝制定法典《宋刑统》，辽、金的法典未能保存下来，但据文献记载，其法典继承了中原地区的法典。出土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不仅吸纳了唐、宋等律书以忠和孝为核心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法制思想，还直接采用“十恶”“八议”“五刑”等基本术语和内容，继承了在刑法、诉讼法方面丰富、严谨、细密的传统。在经济方面，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具传至各少数民族王朝。辽上京遗址出土的铁犁、铁锄等农具表明辽代时期中原农耕文化已传至长城以北。榆林窟第3窟壁画中有《犁耕图》，其中的直辕犁是当时习用的农具，说明西夏农具与中原地区趋同。内蒙古准格尔旗出土的西夏铁锄、铁铧、铁犁镜等也与中原地区相同。特别是在贸易中使用的钱币，不仅宋朝使用宋币，辽、夏、金朝以及大理出土的钱币也主要是宋币，证明各王朝无例外地都主要使用宋钱。尽管辽、夏、金朝都铸有本朝的货币，但使用不多。这显示出中原王朝在经济上的主体地位和各王朝增强共性的趋势。在文化上，宋版书中有大量的经、史、子、集书籍，辽、夏、金朝都存留下很多汉文古籍。特别是辽朝行均编纂的汉文字典《龙龛手鉴》典型地反映出辽朝的文化主流。辽、夏、金都创制了民族文字，西夏出土的西夏文古籍甚多，其中包括很多译自汉文的著作，最大量的是译自汉文的佛经。辽、金仿《开宝藏》刻印汉文大藏经，而未刻民族文字大藏经，也表明在少数民族王朝汉文的重要地位和各王朝文化上的共性。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出土的《永清公主墓志》汉文墓志铭写道：“原其姓耶律氏，孝章皇帝之嗣女，圣宗孝宣皇帝之侄孙。盖国家系轩辕黄帝之后……”又萧氏墓志铭提及其丈夫时，也有“其先出自禹舜”之说，表现出在民族史源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出土的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中，有“国属金”的记载。这是西夏认同中国帝统，讲究“德运”的真实记录，也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共性。在这一王朝并立时期，既有友好交往，又有矛盾，甚至不断有战争发生，但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却以常态的方式广泛、深入地进行。西夏党项族和附近民族有友好往来，他们互通婚姻，不断地进行民族间的自然融合。在《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中有人名“浑嵬名遇”，莫高窟61窟题记有“翟嵬名九”，榆林窟12～13窟之间的题记有“张讹三茂”等。这些姓氏第一个音节为汉姓，第二、三个音节为番姓。这种复姓现象是父姓与母姓共用，表明了族际婚姻关系。黑水城出土的户籍表明在西夏的底层社会存在番汉通婚现象。如从6342号户籍账可知，第6户千叔讹吉的妻子焦氏，第9户嵬移雨鸟的妻子罗氏，第27户千玉吉祥有的妻子瞿氏都是异族通婚。黑水城出土的一些借贷契约中借贷者和同借者是夫妻关系，有的夫妻一个是汉族，一个是党项族，也是异族通婚的例证。出土的西夏文、汉文对照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本身即是一部方便西夏党项族和汉族学习对方民族语言、文字的工具书。作者党项族骨勒茂才在序言中强调“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明确主张要跨越民族间的畛域深入交流，要通过语言的沟通达到心灵、文化上的交流和相互认同。黑龙江绥滨中兴金代墓群中出土一枚带有汉字“郎”的私人石印。“郎”是女真人女奚烈氏改的汉姓，可见女真人改汉姓不只限于进入中原的，就连其故乡黑龙江流域也出现改用汉姓的社会现象。辽代的《龙龛手鉴》，原编于辽朝，刻于宋朝。金代成无己所撰《伤寒明理论》，也在宋朝刻印。这些都反映了宋、辽、金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这一时期大规模的民族流动和相互之间的深度交往，为此后民族的进一步融汇，乃至契丹、党项、女真这些有实力的民族的消亡吹响了前奏。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政权分立时期。作为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中国的文物也明显体现出民族和地方特色，宋辽夏金时期文物在这方面尤为突出。以绘画为例。宋代《清明上河图》如实地描绘了中原王朝汴梁城市的面貌和风土人情。而辽代的墓葬壁画则多层面、多角度地再现了辽代贵族和贫民的生活场景，其发式、衣冠、场景皆显示出浓郁的民族特性。西夏石窟壁画中的供养人面圆、鼻高，男性秃发，显示出党项民族的人物形象。辽、夏、金都出土了用民族文字镌刻的石碑或墓志，真实地记录了那一时代的历史。特别是西夏出土了大量西夏文文献，彰显出西夏的文化特性。民族文字的创制和使用，是这一历史时期文化方面的突出特点，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也有一些文物反映了民族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战争。如河北省定县开元寺塔，是北宋所建，称为料敌塔（或称瞭敌塔），用来登高瞭望辽军动向。河北省雄县一带的宋代地道分布广、规模大、结构复杂，是宋、辽对立的产物。金代在内蒙古所修“金界壕”，为防御辽末残余势力侵扰而修建，后又为防御蒙古族而修筑了边壕。这些防御性的建筑反映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对峙和相对稳定的边界。这一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都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中国文化史、科技史上的一个黄金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存世文物中的都城、陵墓、塔寺等建筑，在建筑布局、结构、工艺等方面都达到新的高度。在中原地区的宋陵和在西北地区的西夏陵，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是中国皇陵建设的典型。北宋开封的开宝寺塔、北京的辽代天宁寺塔、银川的西夏承天寺塔、山西应县的金代佛宫寺释迦塔等，建筑宏伟，各具特色，在中国的佛塔中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杰作。这一时代中国的艺术达到新的高度。宋代的绘画《清明上河图》、山西晋祠的人物泥塑、辽代大同华严寺的佛教泥塑、流失到美国的辽代木雕水月观音像、榆林窟西夏洞窟中的《文殊像》和《普贤像》、金代平阳刊印的《四美图》和《关羽图》等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显示出这一时期在艺术上的辉煌成就。这一时期文化发达，以宋朝为中心的印刷业高度繁荣，其印刷的书籍臻于完美，所存宋版书从书法、雕刊、纸张、印刷，皆达纯熟，价值堪比黄金。宋代的印刷直接影响到辽、夏、金，各朝都留存下精美的印刷品，使雕版印刷扩展到更边远的地区，大大推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根据北宋科学家沈括《梦溪笔谈》的记载，当时布衣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这是一件破天荒的新发明。这项发明被西夏所继承和弘扬。在出土文物中发现的数十种西夏文和汉文活字印刷古籍，是中国最早的活字印刷实物，此后回鹘也使用活字印刷，在敦煌莫高窟出土有回鹘文木活字实物。这些活字印刷的重要文物不仅坐实了中国发明活字印刷的史实，还可看出中国活字印刷从中原至西夏，再至回鹘的西传脉络。15世纪以后，西方开始学习中国的这一技术。这项发明对推动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文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的状况，是认识和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重要依据。文物有利于寻求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利于促进当代和未来社会的发展。充分发挥文物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是文物保护管理和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宋辽夏金时期的文物异常丰富，弥足珍贵。应尽量利用文物直接反映历史的优势，加强对这一段特殊时期文物的整理、研究和利用，充分发挥文物对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要将这一时期的文物与历史文献有机结合，利用二重或多重证据法，相互印证、补充，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并从中得出有益的认知。宋辽夏金时期的文物数量巨大，分布广泛，存储、保护单位众多，欲全面认识和利用这一时期的文物，实为不易。我们应在原有成绩的基础上，加大力度进行有组织的调研，系统整理，编纂目录，然后在此基础上组织编纂出版，改变“颇为分散”的状态，使人们能全面、系统、方便地了解、利用和保护这些文物。在具体整理、研究各王朝、各类别、各项文物的基础上，还需要提升认识，在宏观上把握，综合利用，提炼价值，使文物真正地“活起来”。整理、出版这一时期的文物，不仅需要全国很多地方文物专家参加，还需从事这一阶段历史研究史学家的参与。这一时期的不少文物有民族文字，因此还需要有懂得相应民族文字的专家参加。系统整理、出版这一时期的文物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也是一件有益于当代，又惠及后人的基础工作。只要大家认识一致，齐心协力，并争取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一定能顺利完成。
作者史金波，系河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转载于中国历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