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已有不少国内外学者对游牧社会中的城市和农耕予以了关注。如周连宽、林幹、马利清等重点研究了匈奴辖内的城址问题；林幹、朱和平、衣保中等考察了匈奴辖内的农业生产；唐长孺等对拓跋鲜卑早期的农耕化过程有比较系统的梳理；苏联学者吉谢列夫，蒙古国学者D.策温道尔基，以及我国学者潘玲、王兴锋、王金保等对回鹘境内城市有过较为系统的研究。不过，目前的研究对城市和农耕之间的紧密关系关注较少，且相关研究也比较零碎化。本文拟通过长时段的视角，来考察草原社会农耕定居的性质、特点及历史演进，以期为理解汉唐间游牧社会中的农耕邑居问题提供一点见解。
匈奴是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兴起的第一个强大的游牧政权，但是由于游牧经济的不完全性和脆弱性，经常需要获取粮食作为生产生活来源的必要补充。实际上，匈奴境内亦存在许多从事农耕和定居的证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盐铁论》记载，匈奴“以广野为闾里，以穹庐为家室”。故而，其政权形态呈现出典型的游牧行国的特点——有王庭而无王都。然而，匈奴境内也并非完全没有农耕。《汉书·匈奴传》中有三则材料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1）李广利入降匈奴“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颜师古注曰：北方早寒，虽不宜（黍）（禾）稷，匈奴中亦种黍穄”。（2）西域城郭，颜师古注曰：“城郭谓诸国为城居者。共击匈奴，取车师国，得其王及人众而去。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而汉益遣屯士分田车师地以实之。其明年，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3）元寿二年（前1），单于（乌珠留若鞮）来朝，“既罢，遣中郎将韩况送单于。单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渡）车田卢水，道里回远。况等乏食，单于乃给其粮，失期不还五十余日”。第一则史料，事在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时值李广利在匈奴被杀。“谷稼不熟”，且据颜师古注曰：“匈奴中亦种黍穄”，表明其境内也有粮食作物种植。但史载匈奴“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菟，肉食”。颜师古注曰：“言无米粟，唯食肉。”既然匈奴人的饮食习惯并无食谷粟之好，何以还要种植谷稼，其用处为何？首先我们不能排除匈奴人在饮食之中少量食用粮食的可能，但是匈奴人种植庄稼的主要目的并非食用。在汉代常以粟蓄养战马，景帝时“以岁不登，禁内郡食（饲）马粟”。武帝元狩四年（前119），“乃粟马，发十万骑”，汉军“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此处，“粟马”，及“得匈奴积粟食军”，均有以粟喂养军马的意思。据《汉书·赵充国传》载，“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即一匹军马月需粮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口粮。因而，匈奴人种植庄稼作为战马饲料的可能性也很大。另一个重要的目的可能是备荒，游牧经济比较脆弱，遇到大寒、疾病等灾害，据统计，两汉时期有记载的匈奴地区的灾害包括雪灾、寒冻灾、人畜疫灾、旱灾和蝗灾等共计12次。严重的灾情对匈奴社会的发展和汉匈关系的走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牲畜往往会大批死亡，此时粮食就会作为一种备荒食物派上用场。第二则史料，事在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匈奴为报复西域诸国共击车师国，而“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这段史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匈奴可以组织人力进行较大规模的屯田；二是匈奴之所以屯田是为侵迫乌孙、西域作战前准备，即为备战。这里屯田所获粮食同样是两种用途：一是蓄养马匹；二是供应军需。第三则史料，事在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乌珠留若鞮单于来朝，韩况等在匈奴地“乏食，单于乃给其粮”，同样表明匈奴境内存在农耕。但是，此时匈奴“款塞”内附，其生活方式受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很大。《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宣帝时，为协助呼韩邪单于统一匈奴，“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汉元帝时，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又转河东米糒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赡给之”。可见，匈奴人“款塞”之后，粮食在其生活中已经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汉元帝时呼韩邪单于上书复言“民众困乏”，其因由可能与“款塞内附”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有直接关系。由于畜牧狩猎经济难以满足其生活需求，呼韩邪单于请求汉朝予以粮食援助。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匈奴境内的农耕和定居与入居匈奴的农耕人群密切相关。秦末就有不少秦人亡入匈奴，《汉书·匈奴传》载，汉昭帝时卫律曾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共守之”。颜师古注曰：“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汉代亦有大批汉人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匈奴境内，张元城将汉人入匈奴的途径归纳为叛乱出降、和亲陪同、被劫出塞、被俘或投降将士、出使被扣留、边民亡出、犯法出逃、投靠亲属、互市等9种。但是相关史料阙载，具体数字还需要进行相应的估算。叛乱出降主要发生在汉初，张元城估计反叛者及所属将士亡入匈奴合计应在2万人以上，但笔者认为这一估计不是十分准确。汉初有4次叛乱，其中燕王卢绾出降匈奴有较确切的人数记载，“率其党且万人降匈奴”。韩王信出降匈奴前曾“王太原以北，备御胡”，亡走匈奴之后又“与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立赵苗裔赵利为王，复收信败散兵，而与信及冒顿谋攻汉”，其部下进入匈奴的当有数万。韩王信之后，燕王臧荼的叛乱被平息后，其子臧衍亡入匈奴，其部下人数应该比较有限。阳夏侯陈豨的叛乱被刘邦彻底平息，亡入匈奴的人数也应当有限。由此判断，汉初的这四次叛乱，出降匈奴的汉人约在3万人比较客观。不过，这些进入匈奴者以将士为主，对于匈奴粮食生产和供给的贡献有限，但是也不能排除其后代为生存发展而开展农业生产的可能。因战争被俘或投降匈奴的将士，是进入匈奴人口较多的途径。据张元城估计，武帝时期从军将士因战败投降、被俘及亡失者在5万人以上。武帝时期以外，文帝、宣帝、王莽时期又有规模不等的战事，合而言之，从军将士亡入匈奴者不下六七万。这一数据的估算相对粗略，以汉武帝时期为例，元朔六年（前123）“前将军赵信军败，降匈奴”，“右将军建、前将军（赵）信并军三千余骑，独逢单于兵……遂将其余骑可八百，奔降单于”。太初二年（前103）秋，赵破奴率“二万骑出朔方击匈奴，不还”，天汉二年（前99）夏五月，“骑都尉李陵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与匈奴战，“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余亡散得归汉者四百余人”。李陵军，除战死、归汉者外，尚有两千余人亡入匈奴。征和三年（前90）三月，李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广利败，降匈奴”。以上几次重要的出降事件，除去战损人员外，出亡匈奴的人数就有6—7万余人。此外，两汉时期同匈奴的战事较多，零星的出亡情况时有发生。保守估计两汉时期因战争出降、被俘进入匈奴的将士人数当不下8万人。这些进入匈奴的人员除随军后勤人员外，以将士为主。匈奴对这些入降将士多筑城安置，出于文化惯性和城居生活的需要，这些城周围多有农耕活动，卫青军至赵信城得匈奴粟食军就是明证。匈奴南下掳掠。据林幹研究，自文帝至昭帝匈奴掠夺的汉朝人口“最少在十万口以上”。笔者据《汉书》《后汉书》统计，两汉时期匈奴入边共计33次，其中19次掳掠人口数阙载，余14次均有掳掠人口的相关记载，多则万余人，少则数百人。除汉文帝至昭帝时期外，文帝之前、昭帝之后匈奴入掠尚有8次，其人数也当有上万口。可以估计，两汉时期匈奴掳掠的边郡人口当不少于13万口。这些掳掠的农耕人口，一般会被作为战利品分配给匈奴贵族和入降汉将支配。除拥有特殊技能的工匠外，他们中大部分极有可能被匈奴用于粮食生产。他们就成为同匈奴境内农耕和城市建设联系最为紧密的群体。据以上估算，两汉时期入匈奴人口数就有约23万人之多。此外，边民逃亡、犯法出逃、投靠亲戚等途径进入匈奴的汉人也不在少数。这些人进入匈奴从事农耕的可能最大，而通过联姻陪同、出使被扣和互市等几种途径进入匈奴的汉人则不大可能从事农耕经营。此外，蒙古高原南缘处于农牧过渡带，容易受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而漠北草原也有不少河流、湖泊和湿地，具备适宜农耕发展的基本条件，为农耕和定居生活提供了必要的自然条件和文化基础。根据上文分析，匈奴的生活中有多方面的粮食需要，因而对于进入匈奴的农耕人群，匈奴也乐于筑城安置。如，元朔六年（前123），赵信降匈奴后，筑有赵信城。又，征和三年（前90）“汉军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本汉将筑此城。将亡，其妻率余众完保之，因以为名也。”冯恩学认为，这些以人名而称的城市，反映出城的性质不是匈奴政权设立的行政机构的城，而是带有“私城”的性质。匈奴建城是从汉人学得的，主要目的是安置归降的习惯于定居生活的汉人，使其从事匈奴需要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那么，当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到达窴颜山赵信城时，“得匈奴积粟食军”也便不足为奇了。此外，一种生活方式也往往具有一定的惯性，汉人农耕和定居的生活习惯自然一时也不易改变，往往会将原有的生产生活经验引入匈奴。如卫律曾为单于谋划“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王莽始建国二年（10），陈良、终带“尽胁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余人入匈奴……人众别置零吾水上田居”。因此，当匈奴控制的汉人人口越多，其境内的农耕和定居点便会越多。这一点在考古资料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蒙古国考古学者策·道尔吉苏荣在《北匈奴的坟墓》中指出在属于公元前2—1世纪的诺颜山第12号、第23号、第25号匈奴墓出土文物中的大型陶器里，发现有不少农作物的种子。在其他地区也出土了属于公元前1世纪匈奴人使用的铁镰、铁铧等农业生产工具。这表明，西汉中后期农耕对于匈奴人的生活习惯等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考古学家还在外贝加尔地区发现了多处匈奴时代的城址和村落遗址，其中以伊沃尔加古城最为著名。该城为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348米，东西宽194—216米，东侧为古河床断崖，北、西、南三面以四道土墙，三道壕沟外加木栅栏构成总宽35—38米的防御体系。城内有80多处圆角长方形房屋遗址，城中有一大殿，其侧发现了冶铁炉址，出土大量铁器、陶器。周连宽利用中国汉代考古和文献，判断南西伯利亚地区阿巴坎市发现的宫殿遗址年代相当于王莽时期，是由中原工匠参与建造的。潘玲综合运用国内外考古资料判断，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的主体年代在西汉中期至中晚期。西汉中后期匈奴境内存在大量农耕邑居的证据，而这也正是汉人进入匈奴最多的时期。此外，匈奴境内还存在不少承担祭祀先祖、天地、鬼神，以及军事边哨等功能的城址。茏城、蹛林都属于匈奴此种类型城址建筑，匈奴“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司马贞《索隐》引服虔云：“蹛林，匈奴秋社八月中皆会祭处。”当代学者对“瓯脱”一词的理解提出多种看法，有“（土）室”“边界”“哨所”“空地”“领地”“中立地带”诸说。这些城同匈奴的行国体制具有密切关系，但并不承担太多经济功能。通过以上论述可以肯定匈奴境内城址和村落多与汉人关系密切，如赵信城、受降城、颓当城、范夫人城等，这些城具有农业、手工业、军事防御等功能，但均属于“私城”性质。匈奴境内的农耕和定居生活，同匈奴控制下的汉人有直接关系。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畜牧经济是一种不完整的经济类型，一旦牲畜数量不能满足食物资源的需求和种群的繁衍，就必须从种植业中去寻求食物资源。因而，游牧人群也常常进行农业生产，只是这种种植业仅是作为食物的补充而进行的，再加上生态适应性等问题，具有“即种即废”的特点，城的发展便呈现出断续性的特点。一旦遇到自然灾害，他们的种植业也无法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往往还会通过战争、劫掠、朝贡、互市等途径从农耕区获取食物资源。游牧经济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导致游牧族群常常需要向农耕社会获取生活资料。除了被动利用俘获的人口应对相关问题外，另一种途径便是主动“款塞”内附。两汉至魏晋，匈奴、羯、氐、羌、鲜卑等草原族群纷纷“款塞”内附。由于生存环境的改变和农耕文化的影响，匈奴、鲜卑等游牧人群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在渐进式地由游牧迁徙向农耕邑居转型。东汉以后，“款塞”内附的匈奴散居于河西、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一带。河套等沿边地区农业生产的盛况有所下降，畜牧业的比重又开始上升。此外，东汉初年以来，西部羌人不断内侵，安帝以后，陇右、陕北一带的汉人内迁至渭河流域。这样，东汉时期西北地区的农耕区便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内缩。东汉末年，汉王朝进一步衰落，加之气候转冷，促使游牧民进一步南下。东汉时南匈奴内附，居住在“缘边八郡”，到东汉末年继续南下，进而分成河东的于扶罗部、离石的左部和新兴的刘豹部等。曹魏时分为“五部匈奴”，西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兹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兴，中部居大陵。刘氏虽分居五部，然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羯人亦随匈奴迁入山西，主要分布在上党、武乡等地。魏晋时期，西北地区的羌和氐，逐渐进入关中泾、渭河流域。晋时期羌人主要分于雍、凉、秦、益等四州，即今甘肃南部、陕西西部、四川西北部和青海地区。西晋初年，氐人主要分布在扶风、始平、京兆一带。西晋江统《徙戎论》称：“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而在今河北北部、辽东地区，“乌丸、鲜卑稍更强盛……故得擅（漠）南之地，寇暴城邑，杀略人民，北边仍受其困”。据《晋书·文帝纪》记载，西晋文帝时“九服之外，绝域之氓，旷世所希至者，咸浮海来享；鼓舞王德，前后至者八百七十余万口”。自西汉中期匈奴“款塞”内附之后，越来越多的游牧族群内附至农耕区的周缘地带。他们也最早地开始了与农耕社会的接触，与此同时其生产生活方式也在逐渐转变。最早“款塞”内附的匈奴人进入中原后农耕化进程较早，魏晋时期其文化特征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十六国时期匈奴人建立的汉、前赵、大夏、北凉等，均仿照中原王朝体制建立政权，甚至以汉朝的继承者，或以华夏族后裔自居。除甘青地区的凉政权外，进入今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区的其他草原民族政权控制范围内的农耕经济已经成为其产业结构中的主要成分。虽然这些草原民族政权控制范围内畜牧业的比重仍然较大，但是主要经济形态已经转变为农牧兼有，二者不可或缺。无论是其经济形态、生活方式，还是文化属性，已经与纯粹的游牧族群有了本质的区别。魏晋南北朝时期，不断南迁的游牧族群在经济文化上就开始了渐进式转型。以鲜卑拓跋部为例，鲜卑人早期“畜牧迁徙，射猎为业”。《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鲜卑大人轲比能时“制御群狄，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此时，拓跋鲜卑的生产生活方式仍是游牧经济。《魏书·序纪》记载，拓跋猗卢三年（310），晋怀帝“进帝大单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从琨求句注、陉北之地”，琨“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民于陉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帝乃徙十万家以充之”。拓跋猗卢“徙十万家”以充“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地，这里所迁徙“十万家”大部分当为鲜卑畜牧部族之人。建兴三年(315)，晋愍帝又“进帝为代王，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代郡和常山二郡当有不少汉人在此从事农耕，这为鲜卑的农耕邑居奠定了一定基础。拓跋猗卢以后，鲜卑各部落间的战争冲突不断，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保障农业生产。《魏书·序纪》的记载很能说明问题，拓跋什翼犍建国二年（339）夏五月，“朝诸大人于参合陂，议欲定都源川，连日不决”。平文皇后王氏曰：“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可见，此时拓跋鲜卑部尚不适合“城郭而居”的意见还是占据了主导。代政权被前秦攻灭后，苻坚“散其部落于汉鄣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分其部党居云中等四郡，诸部主帅岁终入朝，并得见犍，差税诸部以给之”。离散的部民被安置在云中等四郡，有专门的“官僚领押”，督课农耕，并“三五取丁”承担相应的徭役，也就是前秦对于这部分被离散的部民实行了编户化管理。北魏初年，拓跋珪于登国元年（386）二月“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登国九年（394）三月，又“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棝杨塞外。夏五月，田于河东”，“自五原至棝杨塞外，分农稼，大得人心”。据《资治通鉴》记载，“燕军至五原，降魏别部三万余家，收穄田百余万斛”，可见此次屯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促进拓跋鲜卑统治区域内农耕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拓跋珪于皇始元年（396）实行的“离散诸部，分土定居”。部族解散之后，部民编入户籍，成为编户齐民，部民便成了从事农耕，向国家缴纳租税的课户。除“离散诸部”之外，拓跋珪还将俘获的人口迁徙至平城一带计口授田。《魏书·太祖纪》记载，天兴元年（398）正月，拓跋珪“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有人认为此“京师”为盛乐，这显然不符合事实。虽然，此时拓跋珪尚未定都平城，然此处所谓京师是后世史家之言，平城乃是北魏都城，后世史家谓之京师并不存在不妥之处。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迁徙而来的劳动力，拓跋珪才能“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这里的“计口受田”显然是针对迁徙而来的汉人而不是鲜卑人，这些汉人的农耕经营为定都平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年十二月，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拓跋珪迁徙大量的农耕人口到平城一带进行农业经营，显然是为了保障日益增加的粮食需求。据《魏书·食货志》记载，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劝课农耕”，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自后比岁大熟”。农耕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邑居制度”的确立。《魏书·天象志》记载，天赐三年（406）六月，“发八部人，自五百里内缮修都城，魏于是始有邑居之制度”，拓跋珪所建立的北魏政权的邑居之制度才大体完备。此前，平城一带“邑居”之民虽已有之，但多以汉人为主，鲜卑各部邑居之民较少。对于鲜卑人而言，要从游牧迁徙到农耕邑居的转型并非易事。拓跋鲜卑政权由“游牧迁徙，射猎为业”到农耕邑居的转型，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反复的阶段，是迁都平城前拓跋政权多都并立，都城频繁变更的根本原因。经历两汉魏晋，至五胡十六国时期农牧文化的碰撞交融，农牧兼营的产业结构已经成为南下游牧族群共识，由此他们所建立的政权体制也发生着深刻变化。《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了汉文帝时期，投降匈奴的宦官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说：“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这段关于汉人与匈奴人不同的生产生活习惯的辩论，核心思想便是要抵制耕桑、城郭而居的农耕文化，代表了匈奴人对于农耕文化介入的一种回应和态度。随水草移徙的生产生活方式对草原地区的游牧人群而言，是适应环境和其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匈奴人对待农耕文化的态度到西汉中期依然没有太大改观。《汉书·匈奴传》中有一则关于匈奴“穿井筑城”的故事，汉昭帝始元四年（前83）“单于年少初立……常恐汉兵袭之。于是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共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即穿井数百，伐材数千。”匈奴单于为防备汉兵袭击，曾经采纳汉人卫律的计策，“穿井筑城”。但是，当有人向单于进言“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遗汉粮也”，卫律的“穿井筑城”之策便停止执行。卫律的谋略之所以不能够得到实施，本质上是由当时匈奴人游牧迁徙的生活习惯所决定的，农耕和定居生活尚未被游牧人群接受。农耕文化北渐的过程中，类似的情况也见诸鲜卑、突厥等族群。继匈奴之后，鲜卑人控制了草原地区，并向南发展进入中原，在其控制的农牧交错区农耕文化便逐渐对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4世纪，生活在漠南、代北之地的拓跋鲜卑，便产生了城郭而居与游牧迁徙的争论。前述拓跋什翼犍建国二年（339）夏五月“议欲定都源川，连日不决，乃从太后计而止”。平文皇后王氏曰：“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在拓跋代政权时期，城郭而居，还是游牧迁徙的争论一直存在。其时，燕凤也说：“北人壮悍，上马持三丈，驱驰若飞……军无辎重樵爨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此南方所以疲敝，北方所以常胜也。”尽管二者的争论，游牧迁徙依然占据了主导，但是也反映了农耕文化对拓跋鲜卑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也是游牧迁徙向农耕邑居过渡阶段的一种体现。唐开元中突厥毗伽可汗小杀，欲筑城壁，造立寺观。暾欲谷劝曰：“不可。突厥人户寡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逐水草，居无常处，射猎为业，又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若筑城而居，改变旧俗，一朝失利，必将为唐所并。”与匈奴、鲜卑人一样，突厥人对城郭而居亦采取了类似的态度。游牧人群逐水草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应对外来的威胁时更具灵活性和主动性，城郭而居往往就会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匈奴、鲜卑、突厥等面对农耕邑居时都非常谨慎。在农牧社会长期交往过程中，北族游牧社会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农、牧产业各自的优势，并提出了弥合两种产业矛盾的折中之策。东晋隆安五年（401）武威王秃发利鹿孤欲称帝，其安国将军鍮勿仑劝谏曰：“吾国自上世以来，被发左衽，无冠带之饰，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室庐……然建都立邑，难以避患，储蓄仓库，启敌人心；不如处晋民于城郭，劝课农桑以供资储，帅国人以习战射，邻国弱则乘之，强则避之，此久长之良策也。”安国将军鍮勿仑同样认为，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室庐是鲜卑人在军事角逐中的优势。但同时他也认识到了农耕经济的重要性，建议秃发利鹿孤将鲜卑人和汉人分而治之。他建议将控制下的晋民处之于城郭，并“劝课农桑以供资储”，而对鲜卑人则采取“帅国人以习战射”的策略。这一策略可以兼取农牧两种产业的优势，进而达到“农富国，牧强兵”的目的。鍮勿仑当是草原政权对其控制下的不同人群采取“分而治之”思想的最早提出者。这种将农耕和游牧族群“分而治之”的思想认识，对“胡汉分治”体制的出现，乃至后来的“蕃汉分治”均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意义，为后世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隋唐时期，草原上强大的游牧族群主要是突厥和回鹘。突厥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匈奴大抵相类，“其俗畜牧为事，随逐水草，不恒厥处……大抵与匈奴同俗”。大业年间，“值天下大乱，中国人奔之者众”，万岁通天元年（696），又“遂尽驱六州降户数千帐，并种子四万余硕、农器三千事以与之”。因而，突厥辖内的城市和农耕特点同匈奴大体相类。回纥早期，同样是“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贞观二十年（646），“回纥酋帅吐迷度与诸部大破薛延陀多弥可汗，遂并其部曲，奄有其地”。与突厥和唐朝对抗的策略不同，回纥人采取了“款塞”入贡的策略，唐太宗亲自前往灵武“受其降款”。次年，置六府七州“于故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统之”，羁縻州府的设置加强了游牧社会同中原农耕社会的沟通。据《新唐书·地理志下》记载，中原沟通“四夷”的通道最要者凡7条：“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其中，云中道、回鹘道是中原与草原地区最主要的通道。回鹘等部通往中原直到长安的通道又称“参天可汗道”，是唐代漠北各部族与唐朝之间最为重要的一条政治、经济、文化通道。羁縻州府的设置和交通的便利，必然会将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和定居生活引入游牧社会。农牧社会间的交往，除了上述所讲被动的“对抗式”交往和主动的“款塞”内附式路径外，回鹘人与中原农耕社会的交往，表现出合作交流的特点，双方通过“绢马贸易”互通有无。回鹘贵族筑城始于唐中期，“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回鹘早期，以游牧经济为主，社会结构较为简单，“君臣之等不甚异”。唐朝中期，回鹘人帮助唐朝平定叛乱后“唐赐遗甚厚”，因而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通过以下几条记载，可以管窥回鹘人自唐朝所获得的财富。1.初，收西京……回纥遂入府库收财帛，于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财物不可胜计，广平王又赍之以锦罽宝贝，叶护大喜。及肃宗还西京……赐锦绣缯彩金银器皿。
2.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
3.肃宗之戡内难也……岁赐缯二万匹。厥后饰宗女以配之，立宫室以居之。其在京师也，瑶祠云构，甲第棋布，栋宇轮奂，衣冠缟素。交利者风偃，挟邪者景附。
据第1则材料的记载情况来看，回鹘人帮助唐朝收复两京的过程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至德二年（757）收复长安时，回鹘兵欲入城劫掠，但被广平王李俶（727—779）制止。然而，等到收复东京洛阳时，回鹘人不仅“入府库收财帛”，而且“市井村坊”也难逃劫掠，回鹘兵剽掠三日乃止。不仅如此，广平王又赍之以锦罽宝贝，肃宗赐锦绣缯彩、金银器皿。唐肃宗还下诏，封回纥叶护太子为大唐忠义王，“每载送绢二万匹至朔方军，宜差使受领”。回鹘人不仅通过战争劫掠了不少财富，还得到了唐朝的大量赏赐。第2、3则材料则说明，回鹘人因有功于唐朝，得以从唐朝获得大量赐赠和边境贸易的特权。回鹘人除每年可以从唐朝获得“赐缯二万匹”外，还获得了与唐朝“绢马贸易”的特权。回鹘人“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由于这一时期吐蕃占据河西走廊，中原同西域的沟通必须假道于回鹘，回鹘境内就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转通道。回鹘人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以其强大的军事优势从唐朝低价获得大量的丝绢等商品，回鹘人自唐朝归国，往往“舆载金帛，相属于道”。同时，他们将从中原运来的丝织品等商品再高价卖给其他游牧族群进而赚取大量财富。史料中关于回鹘与唐朝之间大宗的“绢马贸易”记载颇多，据《旧唐书·回鹘传》记载，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回纥进马，及宴别，前后赍缯彩十万匹而还”，大历八年（773）“回纥使赤心领马一万匹来求市……命有司量入计许市六千匹”；贞元六年（790）“回纥使移职伽达干归番，赐马价绢三十万匹”；长庆二年（822）二月，“赐回纥马价绢五万匹。三月，又赐马价绢七万匹”；太和元年（827）“命中使以绢二十万匹付鸿胪寺宣赐回鹘充马价”，三年正月“中使以绢二十三万匹赐回纥充马价”。回鹘人从唐朝获得丝织品和金银器物的另一个途径是联姻，每次和亲联姻都会有大量的丝织绢帛和金银器物陪嫁进入回鹘。如乾元元年（758），宁国公主嫁入回鹘，回鹘可汗磨延啜将“所送国信缯彩衣服金银器皿”，“尽分与衙官、酋长等”。据研究，唐与回纥共和亲6次，分别发生在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和唐穆宗时期，由联姻赠送输入回鹘的绢帛、金银器皿等财物数量亦非常可观。由于与唐朝的密切接触和大量财富的流入，回鹘社会开始分化，回鹘贵族长期居住在长安的也不在少数。他们在长安“瑶祠云构，甲第棋布，栋宇轮奂，衣冠缟素”，“被我文缋，带我金犀”，表明回鹘贵族已经接受了唐人的生活方式。大量财富的聚集为回鹘人筑城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加之丝路贸易的推动，回鹘人利用汉人和粟特人在其境内开始筑城。据《磨延啜碑》载，“虎年（750）二月，我令人（在于都斤西麓），在铁兹河源，在qasar西方建立了汗庭，并命人建造了围墙”；“兔年（751），我在于都斤山林，在……圣西峰，在yabaš及toquš河汇合处，度过了夏天。在那里我命人建立了汗庭，命人在那里建立了围墙”；“羊年（757），我让粟特人和中国人在色楞格河处建立了富贵城。”《新唐书·地理志》亦记载了回鹘辖内的若干城，“又别道自鸊鹈泉北，经公主城、眉间城……亦至回鹘牙帐”。8世纪中叶，建立的回鹘牙帐城（Karabalghasun，哈喇巴勒嘎斯）可以看作是回鹘的都城，位于蒙古国后杭爱山浩腾特苏木鄂尔浑河西岸。哈喇巴勒嘎斯古城面积很大，方圆30公里内皆为城的范围，该城在当时为草原丝绸之路上连接东、西方的重要中转站。阿拉伯旅行家塔米姆·伊本·巴赫尔曾到过回鹘牙帐城，并记述该城市的相关情况：“这是一座大城市，农产丰富，被田连阡陌、村落密集的rustaqs所环绕。该城有十二座巨型的铁门。该城人口稠密，熙熙攘攘，广开市集，买卖多样。在其居民中盛行摩尼教。”除此之外，考古学家也发现了不少回鹘时期的城遗址。据苏联时期的考古研究，仅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赫姆齐克河谷就分布有回鹘汗国时期修建的15座城堡。据王金保的统计，汉文文献中记载的回鹘辖内的城市有5座；石刻碑铭中所见有3座；塔米姆·伊本·巴赫尔记载的古城共计10座；考古发现的回鹘时期的城遗址共计21处。在此之前，匈奴人赫连勃勃在陕北建立的统万城，鲜卑人建立的平城，均建于长城附近的农牧交错地带。这里有比较好的农耕基础，他们可以控制大量汉人为其耕种，特别是鲜卑人入主中原之后农耕经济得到进一步巩固。回鹘牙帐城则是第一座建在长城以北，作为草原政权固定都城。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回鹘人完成了由游牧行国向定居国家的转型呢？城的建设需要大量的粮食供给，在纯游牧地区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当游牧人群的农耕化进程开始后，城的出现在草原上才成为可能。据阿拉伯旅行家塔米姆·伊本·巴赫尔记载，回鹘牙帐城周围有大量的良田，这很大程度上是为满足并维持丝路贸易的需要，同游牧人群本身的农耕化进程关系不大。因此，回鹘人在草原地区筑城之原因与匈奴人、鲜卑人不同，同当时繁盛的丝路贸易有着直接的联系。回鹘人能够从唐朝低价获得大量的丝绢等商品，同时又处在草原丝路的要冲，可以通过贸易聚集巨额财富。因商业而生的城市，同自然形成的城聚落不同，在传统时期没有高度农耕化的支撑，城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综上所述，汉唐间游牧社会中一直存在一定数量的农耕和定居生活。农耕是匈奴、突厥等游牧人群应对战争、守边或饥荒等情况的重要方式，主要是利用入居草原的汉人进行农耕生产。匈奴和鲜卑等游牧族群，则是通过主动介入农耕区周缘实现同农耕社会的交换，并在此过程中渐进式地向农耕邑居转型。回鹘人同唐朝之间建立了一种比较良性的互动关系，大量财富的输入促进了城定居生活的出现。总而言之，一方面游牧社会需要通过保持其生产生活方式的独特性，进而保证与农耕社会在生存竞争中的战略优势；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了农耕的重要性，出于战略目的和生活的需要又在尽力利用农耕。北方游牧人群在同中原农耕人群的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加强了文化认同，推动了传统时期的国家建构。尽管，农耕和定居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汉唐时期长城以北游牧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政权形态，但是，农牧文化碰撞交融，为十六国以来北族政权“农牧分治”思想和“胡汉分治”制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也是后来“蕃汉分治”制度出现的重要渊源，为当时及唐以后传统国家的建构贡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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