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磊：晋成帝时期皇帝礼仪变异

作者：赵永磊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2023年第2辑

田余庆以“祭则司马、政在士族”八字揭示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特征，对于理解东晋政治与皇帝礼仪的关系问题尤为关键。细绎之，“祭则司马”与“政在士族”并不相悖，“政在士族”体现出东晋政治权力的支配问题，学者则从皇帝权威与门阀贵族权力的维度进行解读；而“祭则司马”中，“祭”主要代指东晋皇帝的郊庙祭礼，反映出门阀士族维护东晋的君臣名分。在政治权力发生变异的背景下，东晋皇帝礼仪的走向令人玩味。

这一问题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东晋初年宗庙格局展现出变异的特征。建兴五年（317）三月，司马睿去琅邪王号，即晋王位，下诏改元建武，在建康城宣阳门外建立象征“奉先帝，传晋祚”的宗庙、二社一稷。但东晋宗庙在地理空间层面存在显著变化，至太兴三年（320）郭璞卜迁宗庙改立于御道以东、秦淮河之侧。而在宗庙方位调整过程中，宗庙格局也存在显著变更。司马睿妻虞妃薨逝于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建武初年围绕宗庙如何升祔虞妃神主及如何安设晋惠帝、晋怀帝神主，尚书令刁协议七庙神主“以兄弟为世数”，晋惠帝、晋怀帝均在宗庙之中，戴渊以虞妃神主立于别室，太常贺循则议“兄弟不相为后，不得以承代为世”，以“上后世祖，不继二帝（案：晋惠帝、晋怀帝），则二帝之神行应别出”，虞妃神主升祔正位，王导、司马睿先后从贺循之议。至太兴三年正月，晋元帝、王导等从太常华恒“庙室当以容主为限，无拘常数”，西晋皇室神主均升祔秦淮河侧的宗庙，确立八世十室之制。

为彰显出司马睿直接承袭晋武帝大统，东晋初年宗庙建置采用两种方案：一是建武元年（317）宗庙建置采用“天子七庙”说，直接舍弃晋惠帝、晋怀帝神主，在视觉上制造晋武帝—司马睿的皇统传承谱系；二是太兴三年宗庙建置不拘“天子七庙”说，以兄弟昭穆相同，晋惠帝、晋怀帝神主的存在并不妨碍司马睿君统直接上承晋武帝。司马睿为彰显权力的正统性，不惜改造西晋旧制，体现出君权对于礼制建置具有决定性影响，即东晋皇帝礼仪并非简单沿承西晋旧制，而是展现出极强的可塑性与变异性特征。问题在于东晋政治权力由皇帝与门阀士族共同支配，东晋皇帝礼仪在不同历史阶段是否均存在变异的面相，又如何体现，引人深思。

事实上，学者早已关注到晋成帝与王导之间的“殊礼”，表明东晋皇帝礼仪是正礼与殊礼共存，但有关殊礼问题未及深入展开。晋成帝与王导之间不同寻常的君臣礼仪，凸显出明显的变异色彩，暗示晋成帝时期可能是东晋殊礼最为发达的时期。该时期皇帝礼仪的变异可能并不仅仅体现在君臣礼仪层面，东晋初年庙制的变异问题提醒我们有必要关注郊庙祭礼，而《文馆词林》所收《东晋成帝郊祀大赦诏》，目前学界关注不够，恰恰为我们进入这一议题提供了关键性史料。

本文选取东晋郊祀礼、君臣礼仪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具体研究时段选取上，鉴于晋成帝咸和八年（333）郊祀礼存在天地合祀至天地分祀的明显变革，因此以晋成帝咸和元年至咸和八年为主要研究时段，以《文馆词林·东晋成帝郊祀大赦诏》为切入点，详绎晋成帝诏书所见东晋特殊的君臣关系，并以此为契机，分析晋成帝与王导之间君臣“殊礼”的历史渊源，进而讨论晋成帝咸和八年郊祀礼的变异问题。在具体研究维度上，本文更为关注政治仪式如何塑造政治权力，透过礼仪与权力之间共生相生的关系，重新审视东晋政治史。

《晋书·卞壸传》载：“（明）帝崩，成帝即位，群臣进玺，司徒王导以疾不至。壸正色于朝曰：‘王公岂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殡，嗣皇未立，宁是人臣辞疾之时！’导闻之，乃舆疾而至。”太宁三年（325）闰八月晋成帝在宫中太极殿行即位礼，王导未及时预礼，遭礼法旧族卞壸所讥弹，只得出席晋成帝即位礼，从侧面透露出王导的特殊政治地位。

《文馆词林》卷665《东晋成帝郊祀大赦诏》载：

《晋书·礼志上》载：

在皇帝礼仪中，郊天礼赋予皇权神圣性、神秘性与正统性。晋元帝建武二年（太兴元年——引者注）告代祭天坛的方位，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中书令张说奏称：“晋元帝建武二年定郊兆于建业之南，去城七里”；贺循奏上郊坛制度，引据卫宏《汉旧仪》“南郊，圆坛八陛，于宫南七里”。据此，可知建武二年晋元帝采纳贺循奏议，仿效东汉旧制，郊天坛距都城约7里。至太兴二年郭璞卜立南郊坛，改立“在宫城南十五里”，即距都城约13里。此与建武元年东晋宗庙位于宣阳门外，太兴三年郭璞卜迁于秦淮河之侧如出一辙。

《大唐郊祀录》引贺循云：“汉武祭地于河东汾阴一坛之上，尊卑杂位，千有五百神。”贺循议定汉武帝后土之祀，“尊卑杂位，千有五百神”，而上文引晋元帝告代祭天坛所祀神祇“尊卑杂位，千有五百神”。东晋南郊从祀神祇，亦不免“尊卑杂位，千有五百神”之讥。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26年）未设北郊，合祀天地于南郊，从祀神祇“凡千五百一十四神”。《大唐郊祀录》引史氏阙云：“晋氏江左之初，亦［仍］（为）光武故事。”寥寥数语，揭示出东晋初年合祀天地于南郊及其从祀神祇，均因仍光武帝旧事。

晋元帝“始镇建业，公私窘罄”，晋康帝建元元年（343）诏声称“府库之储，唯当以供军国之费耳”，东晋国库用于军事建设，而非皇帝礼仪，故东晋初年行南郊合祀天地礼，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东晋初年郊祀礼，“多依汉及晋初之仪”，汉制特就合祀天地及从祀神祇而论，晋制主要以配享制度为说。可见晋成帝诏书所言“祖宗神灵，天地歆类”，“祖宗”包括配享帝晋高祖司马懿在内，而“天地歆类”表明晋成帝所行郊祀制度仍为天地合祀。不难理解，晋成帝郊祀诏书的颁布时间，当在晋成帝咸和八年之前。而自咸和二年十一月至咸和四年二月，苏峻、祖约作乱，晋成帝身陷石头城，自然不及行郊祀礼。更据诏令“仰凭先训”云云，明确言及晋明帝遗训，则其颁布时间宜在咸和元年，应是晋成帝即位后初行南郊合祀天地礼，以显示皇权的合法性。

《白虎通·号》载：“王者自谓一人者，谦也。”学者袭用此意，以先秦文献中“予一人”（或作“余一人”）为君主的谦称。而在皇帝诏书的具体语境中，“予一人”彰显皇权的威严。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二月大赦诏，“予一人空虚多疚，纂承尊明，盥洗享荐，惭愧祗慄”，“予一人”权威独显。汉代所行诏令文书程式，晋武帝即位诏沿承之。泰始元年（265）十二月晋武帝即位诏，“予一人畏天之命，用弗敢违，遂登坛于南郊，受终于文祖。燔柴班瑞，告类上帝”，仍彰显“予一人”的权威。

晋元帝太兴元年三月即位诏书扬言北伐，《文馆词林》载“缮甲修兵，补结天网，将以雪皇家之耻，荡鲸鲵之害”，至于“余一人畏天之威，用弗敢违，遂登坛南岳，受终文组，焚柴颁瑞，告类上帝”云云，近乎全袭晋武帝即位诏书。

晋元帝行告代祭天礼，即位诏书仍以“予一人”为辞，表明伸张皇权之意。在晋成帝郊祀礼中，宰辅在具体礼仪中如何出场已难以窥见，不过晋成帝咸和元年郊祀诏已无“予一人”之语，申明“傍赖宰辅”，展示出晋成帝与“宰辅”的特殊君臣关系，有意凸显“宰辅”的特殊形象。

东晋录尚书事在制度及实际政治中掌控大权，“被称作宰相”。晋成帝诏书中的“宰辅”可能并不专指王导，但与王导关系密切。晋成帝即位后，王导录尚书事。《晋书》载后秦韦华称：“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从一侧面揭示出东晋时期“宰辅”主要指代主政的门阀士族，咸康元年后赵石虎侵扰东晋，《晋书》载“王导以宰辅之重请自讨之”，也以宰辅与王导并题。

今所存晋成帝诏书中，仍不乏“予一人”之语。如咸和六年大旱，王导上疏逊位，晋成帝下诏云：“朕荷祖宗之重，托于王公之上，不能仰陶玄风，俯洽宇宙，亢阳逾时，兆庶胥怨，邦之不臧，惟予一人。……而猥崇谦光，引咎克让，元首之愆，寄责宰辅，只增其阙。”然而晋成帝诏书“予一人”威严逊色，反而更衬托出“讬于王公之上”、“寄责宰辅”的“王公”、“宰辅”的威望。

王敦作乱，郭璞以“穆穆皇帝，固灵所授”劝阻之，梅陶宣称晋成帝“生而神明，诞质珪璋”。可见，经过政治舆论造作与皇帝礼仪的宣示，司马氏皇权的神圣性与合法性获得士族的政治认同。皇帝诏令是“王言”的载体，郊祀诏以塑造皇权神圣性为中心，吊诡的是，晋成帝郊祀诏则彰显“宰辅”的地位，传达出特殊的政治信号，“宰辅”在晋成帝诏书中具有极高的使用频次。晋成帝咸康元年正月初一日加元服诏云“赖祖宗之灵，宰辅之训”；咸康二年四月，晋成帝纳杜皇后，诏称“赖祖宗之重，宰辅元勋、群公卿士之力”。“傍赖宰辅”、“宰辅之训”、“宰辅元勋”等成为晋成帝诏书的习用语，“予一人”代称皇帝与“宰辅”代指王导并存，王导在东晋皇帝礼仪中的地位不能不引起重视。

“尊君卑臣”是君臣关系的核心，体现出儒学“法家化”的明显特征。上文所论晋成帝咸和元年郊祀诏有意凸显王导的特殊地位，显然与“尊君卑臣”的政治观念相悖。下面就东晋君臣礼仪的正礼与“殊礼”略作讨论。

（一）跪坐时代的君臣正礼

学者主要依据《仪礼·燕礼》，强调“先秦的拜礼作为一种敬礼，在礼经中并不限定为卑者礼敬尊者之仪节”，揭示出拜礼的一个侧面。不过《仪礼·燕礼》主要侧重主宾礼仪，《周礼·秋官·司仪》载“及礼、私面、私献，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均属此类，不足以涵盖君臣礼仪的全部内涵。朝觐为申明君臣关系的重要礼仪，《仪礼·觐礼》所记侯氏（觐见的诸侯）在文王庙觐见天子，堂下、堂上“再拜稽首”为主要仪节。而“再拜稽首”恰恰为臣向君行礼的常规仪节。在仪式过程中，天子行揖之礼，《周礼》载，“诏王仪，南鄉（向）见诸侯，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白虎通·朝聘》载，“朝礼奈何？君出居内门之外，天子揖，诸侯持揖，卿大夫膝下至地。天子特揖三公，面揖卿，略揖大夫士。所以不拜何？为其屈尊者”，均以揖礼定朝仪中群臣之位。朝觐礼申明君臣关系，天子并未“屈尊”拜臣，君揖臣拜可以视为跪坐时代君臣礼仪的正礼。

先秦时期天子御座为“敷重篾席”，而后演变为御榻或御床。1980年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满硐乡（今满硐镇）宋山出土的东汉晚期画像石中，拜谒者俯伏执板拜，受礼者坐于榻上，或正襟危坐（图1），或身体微微前倾（图2），所描绘者与朝觐礼中臣拜礼的场景相近。

（二）汉晋时期君臣礼仪中的“殊礼”

西晋江统《谒拜议》称：“古者见宾主皆拜，今自非君臣、上下，则不拜。”不可否认，东汉以来天子拜臣现象仍有遗存。东汉所行养老礼，依应劭《汉官仪》“天子独拜于屏”以及谯周《五经然否》“三老答天子拜”云云，可知养老礼中确有皇帝拜三老环节。西晋未行养老礼，而其元会仪不乏册拜三公的特殊仪节。元会仪作为象征性的君臣礼仪，其中小会并未引起学界充分关注。西晋挚虞《决疑要注》载“汉制，会于建始殿。晋制，大会于太极殿，小会于东堂”，学者据蔡质《汉仪》以为东汉元会仪在东汉北宫德阳殿，而“汉制，会于建始殿”云云，又表明元会仪或在东汉南宫建始殿。西晋承用汉魏元会仪分设大会、小会之制，太极殿行元会仪大会，太极殿东堂行元会仪小会。

太康六年（285）之前，西晋礼拜上公（太宰、太傅、太保）在太极殿元会仪正会，太极殿东堂礼拜上公并未成为定制。《晋书·安平献王孚传》载：“及元会，诏孚乘舆车上殿（太极殿——引者注），帝于阼阶迎拜。既坐，帝亲奉觞上寿，如家人礼。帝每拜，孚跪而止之。”王隐《晋书》载此事有“四年，正会，上见太宰，身执子孙之礼”云云，即晋武帝礼拜太宰司马孚在泰始四年正会，“身执子孙之礼”六字，更为形象表明晋武帝在元会仪中礼拜司马孚，具有鲜明的“家人之礼”色彩。

围绕元会仪礼拜上公、三公等问题，晋武帝太康六年太常张华上书：“按旧事，拜公建始殿，因以小会。今拜公于太极殿，亦宜因以小会，盖所以崇宰辅也。”《晋书·石鉴传》载：“前代三公册拜，皆设小会，所以崇宰辅之制也。自魏末已后，废不复行。至鉴，有诏令会，遂以为常。”晋武帝从张华、石鉴奏议，太康七年即行此礼，西晋最终确立太极殿东堂小会礼拜上公、三公之制。

（三）晋成帝与王导之间的“殊礼”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晋元帝与王导“共天下”，在权力分配与君臣尊卑名分上呈现与一般君臣不同的关系。王导在笼络江左士族、协调南北士族利益上成效显著。晋元帝登祚后所行元会仪，拢揽宗室诸王，特为西阳王司马羕“设床”，而《世说新语·宠礼》载：“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在元会仪中，晋元帝尤为褒崇王导，以彰显王导特殊的政治地位。

东晋皇帝礼仪的“殊礼”，不仅表现在元会仪上，也体现在礼拜师傅礼上。在汉魏故事中，“太傅不称臣，少傅称臣”，“太子于二傅执弟子礼”，为太子事太子太傅的“不臣之礼”。晋武帝泰始三年“始置太子二傅”，泰始五年诏曰：“太子拜傅，如事师之礼。”在具体礼仪中，“皇太子先拜，诸傅然后答之”，至唐代仍然如此。学者以为太子拜傅毕竟与“皇帝没有直接关系”，不过东晋则出现微妙变化。建武元年四月晋元帝册立司马绍为皇太子，册文宣称：“钦翼师傅，以丕崇大化，可不慎欤？”可谓与晋武帝诏书如出一辙。汉魏故事及西晋旧制，太子即位之前拜师傅，而东晋太子即位后仍行拜师傅之礼，成为皇帝礼拜师傅的“殊礼”。何法盛《晋中兴书》载，“（王导）以骠骑将军、仪同三司，领太子太傅”，其具体时间在太兴元年四月以后，表明王导具有宰辅、太子师傅双重身分。晋明帝承继晋元帝拢揽宗室、礼敬师傅的策略，太宁元年诏称，“夫崇亲尊贤，先帝所重，朕见四君（即王敦、王导、司马羕、薛兼——引者注）及书疏仪体，一如东宫故事”，映照出晋明帝登祚后仍向宗室诸王、师傅行“殊礼”。庾亮虽然一度“侍讲东宫”，但并非晋明帝礼敬对象。尤其是王导，太宁二年十月王敦之乱敉平后，“（王导）进太保，不拜”，《通典》载晋成帝时期卞壸等奏议“至于先帝之拜司徒导”云云，印证晋明帝已行礼拜王导之礼。

在东晋皇帝拜师傅的礼仪中，师傅是否答拜，史无明文。而司马氏与王导之间变异的君臣礼仪，在晋成帝时期臻至巅峰。东晋拢揽宗室、礼敬师傅的政策仍在晋成帝时期延续，在元会仪中，晋成帝仿效司马孚故事，亲迎拜司马羕，荀崧曾为太子太傅，也受晋成帝礼敬。晋成帝与王导之间君臣礼仪更为弱化，尊卑失序，晋成帝以五岁冲龄即位，“见导，每拜”。晋成帝即位，庾太后临朝称制，政事由中书令庾亮裁决，王导的地位受到挑战。《通典》载：

咸和四年王导重新执政以后，晋成帝礼拜王导成为突出的政治问题。晋成帝即位后，庾太后临朝称制，庾亮凭借帝舅之资执掌朝政，苏峻之乱平定后，咸和四年三月，庾亮引咎出镇芜湖，中枢政柄又为王导所掌控。咸和五年十月，晋成帝“驾幸司徒王导宅，置酒大会，下车入门先拜”。而晋成帝临王导府，并非仅礼敬王导，而且“拜导妻曹氏，有同家人”，王导妻曹氏亦为晋成帝礼拜对象，且成为常制。何法盛《晋中兴书·悬象说》载：“咸和六年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是时显宗已长，幸司徒第，犹出入见王导夫人曹氏，如子弟之礼。以人君而敬人臣之妻，有亏君德。”为规正君臣礼仪，天文家巧妙结合天象，取天变应验人事，以为警戒。

咸和六年冬，蒸祭太庙，晋成帝“使太常丞张放归胙于王导，诏无下拜。导不敢当，辞以疾”。张放“归胙”即《国语·鲁语上》所谓“致君胙”，充分彰显出王导的政治地位。元会仪中晋成帝是否礼拜王导，也成为集议的焦点。《晋书·荀勖附荀奕传》云：

“君臣之礼”与“家人之礼”代表皇帝礼仪的“公”与“私”，东晋皇帝礼仪的“殊礼”主要与宰辅、宗室、师傅相关，晋明帝、晋成帝与王导之间的“殊礼”更近于皇帝宗室亲族间的“家人之礼”。东晋延续西晋元会仪小会礼拜王公的旧制，司马氏与王导的君臣名分在元会仪中得以维持，而东晋君臣礼仪具有微妙变异，晋明帝、晋成帝即位后仍礼拜王导等，晋成帝礼拜王导夫妇成为常制。东晋变异的君臣礼仪，推动着王导的政治权力臻于巅峰，更进一步彰显王导的特殊政治身分。然而司马氏与王导之间的“殊礼”，不仅不为礼法之士见容，也遭到门阀士族如庾亮等讥弹，重正君臣礼仪、促使王导归政，成为东晋政坛的重要呼声。

学者讨论琅邪王氏自王祥以下“家传礼学”，史料所见王导议礼也是王导习于礼学的佐证。而东晋初年王导深度参与皇帝礼仪的制定与决策，东晋皇帝礼仪中不乏宰辅的踪影。东晋初年皇帝礼仪的变异不仅体现在君臣礼仪层面，也反映在郊祀礼上。

（一）东晋南北郊合祀百神礼的创建

晋元帝建国初国库空竭，又遭王敦构乱，礼制建设相对滞后，反而不及十六国君主，尤其是两赵君主在华夏礼制营建上的强劲势头。晋元帝太兴二年六月前赵刘曜修缮西汉长安城的宗庙、社稷及南北郊旧址，并行郊天礼，太兴四年十一月后赵石勒建立“郊祀宗庙，皆用醴酒”的制度。两赵政权在德运问题上均改行水德，宣告西晋金德的终结，对东晋政治合法性形成直接威胁，在礼制的营建上，两赵相继建立南北郊制度，也构成对东晋的直接挑战，营建北郊成为东晋迫在眉睫的政治要务。太宁二年七月，王敦之乱敉平，晋明帝在东府城后“置廪牺署，养天地宗庙牺牲”，至太宁三年“亲祠”南郊。七月诏云：

东晋彰显政权正统性的政治努力，集中体现在晋成帝咸和年间。司马睿即晋王位以后，未遑营建，宫室是陈敏在孙吴太初宫基址上所建府舍。至苏峻之乱，宗庙宫室丘墟，王导力排迁都豫章或会稽之议，自咸和五年九月至咸和七年十二月，主持规划建康城，任用其从弟王彬负责建设，修缮宣阳门，营建建康宫以及陵阳门、开阳门、建春门、清明门、西明门等城门。东晋初年宫殿太极殿、宫门云龙门、城门宣阳门等命名开启模仿魏晋洛阳城的先河，至咸和八年建康城初步建立，东晋宫殿太极殿、显阳殿、式乾殿，禁苑华林园以及城门开阳门、建春门、清明门、西明门等，方位及命名均极力模仿魏晋洛阳城。十六国并无建都洛阳的政权，而东晋建康城极力模仿魏晋洛阳城，重塑华夏正统。

在苏峻之乱中，苏硕焚毁“太极东堂、祕阁”，晋成帝暂以“建平园为宫”，宫殿格局不免“逼狭”。在晋成帝迁入建康宫之后，咸和八年正月辛亥（初一日）诏称：“昔犬贼纵暴，宫室焚荡，元恶虽翦，未暇营筑。有司屡陈朝会逼狭，遂作斯宫，子来之劳，不日而成。既获临御，大飨群后，九宾充庭，百官象物。”咸和八年元会仪，具体方位当在新修太极殿。在历经政治动乱之后，晋成帝“朝万国于新宫，四夷列次”，更新君臣关系与华夷关系，塑造皇帝权威。

在苏峻之乱时期，北方政治局势发生显著的变化。咸和三年十二月石勒斩杀前赵刘曜，次年九月，石虎擒获前赵太子刘熙等，前赵覆亡，后赵成为北方与东晋对峙的主要政权。咸和六年正月石勒亲祀南郊，是年夏，石勒继续在礼制建筑上发动对东晋正统性攻势，在襄国城西，“起明堂、辟雍、灵台”，后赵争夺华夏正统的态势构成对东晋的严峻挑战。晋成帝咸和五年诏：“平天、通天冠，并不能佳，可更修理之”，重定冕服制度。为重塑正统，补救东晋正统性受到挑战的不利地位，象征天命在晋的南北郊制度最终付诸实践。《晋书·礼志上》载：

咸和八年晋成帝是否亲祀南郊，史料无明文记载。晋成帝“追述前旨”，承用晋明帝遗意，最终废止合祭天地之制，在覆舟山（今小九华山）南立北郊坛，“制度一如南郊”。东晋北郊坛壝形制是否全同南郊，仍有疑义，不过东晋至此确立南北郊制度，应为的论（图3）。

晋武帝泰始元年以高祖宣帝司马懿、宣穆张皇后配享南、北郊，泰始二年，“北郊又除先后配祀”。在咸和八年议立北郊过程中，博士陈舒、徐乾等仍“以天地至尊无配”，晋成帝未从之。是年正月二十一日，晋成帝服“黑介帻，通天冠，平冕”，御法驾，出宣阳门，亲祀北郊。东晋沿用泰始元年之制，以张皇后配享北郊，标榜郊祀制度承用西晋旧制。

在后赵争夺正统的刺激下，晋成帝营建北郊，迈出东晋礼制建设的关键步伐。东晋初年南郊所祀神祇，“千有五百神”，而晋成帝咸和八年南北郊所祀神祇仅108神座（包括南北郊主祀天地神祇），显然有所省并。

东晋南郊主祀昊天上帝，自然无疑。《大唐郊祀录》载“晋曰皇地祇”，即东晋北郊主祀“皇地祇”。西晋傅玄《云中白子高行》载“超登元气攀日月，遂造天门将上谒。阊阖辟……童女掣电策，童男挽雷车”，尚无雷公、电母之说，而东晋分别从祀雷、电，至少反映出雷神、电神观念已经产生。《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而东晋、萧梁南郊均从祀司空，而无司中。司空为“危东六星”，而司空祭祀并非常见。今疑司空即司中，因避晋惠帝讳而改，《大唐郊祀录》明确称“晋成帝咸康（应为咸和——引者注）八年于覆舟山南郊从祀之（即司中、司命——引者注）”，恰恰印证此说。东晋南北郊从祀神祇，不避繁复，萧梁朱异、王僧崇等已议四望与岳镇海渎烦重，风师、雨师与二十八宿中箕、毕重复。若依郑玄《周礼·春官·大宗伯》注“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台）、上能也”，则司中、司命又与文昌或三台相冲突。兹列咸和八年南北郊所祀神祇如下表所示。

东晋南郊从祀星辰，北斗之外，多为东晋新定。文昌、北斗、三台、轩辕、太一、天一、太微、勾陈、北极均属北天空恒星，仅老人星（船底座α）为南天空恒星，赤纬度最低。恒星是否能被观测到，取决于其在天球上的位置及观测点的地理纬度。洛阳、长安位于北纬34.5°左右，故老人星只可能出现在南方距地平3°处，由于受限于浊气、日光等因素，在洛阳、长安观测老人星极为不易。至晋室南渡之后，由于建康位于北纬32°，老人星出现在南方距地平6.5°处，观测老人星较易，故其在东晋南朝正史中频繁出现。

晋成帝未致力于明堂、五郊迎气礼等礼制的建设，似乎仅仅设立北郊而已。《晋书》载晋康帝建元元年太常顾和上表称晋初“合七郊于一丘”，“七郊”即代称南北郊、五郊。东晋南北郊祭祀的意涵，在咸和八年南北郊所祀神祇中又有集中体现。

光武帝建武二年合祀天地，从祀神祇主要有五帝、五官神、日、月、北斗、五星、五岳、二十八宿、雷公、先农、风伯、雨师、四海、四渎、名山、大川等。东晋南北郊从祀神祇，部分明显袭用东汉旧制。不同的是，东晋以五帝、五官之神从祀南郊固然合乎东汉旧制，但又以五帝、五官之神为北郊从祀神祇。岳镇海渎、星辰、先农等不仅为东汉南郊从祀神祇，也为东汉别祀主神。东晋初年，熊远曾议“躬耕帝藉，以劝农功”，晋元帝初命贺循拟《藉田仪》以祀先农，但未行之，也并未别祀风伯、雨师、老人星等，具体神祇仅在南北郊从祀。东晋南北郊从祀神祇，透露出东晋微妙的设计，即东晋未行明堂、五郊迎气祭礼，亦未别祀岳镇海渎、星辰、先农等，但明堂、五郊迎气礼、岳镇海渎等所祀神祇化身为南北郊从祀神祇，表明东晋试图以南北郊从祀代替别祀，东晋南北郊祭礼化身为合祀百神之礼，在东晋祀典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咸和八年南北郊从祀神祇所见星空与地理秩序

东晋以明堂、五郊迎气礼、藉田、星辰等郊社所祀神祇悉位南北郊神坛，充分反映出东晋彰显政权正统性的政治心态。不过东晋南北郊从祀神祇的来源不仅仅限于东汉故事及《周礼》，尤其是新定从祀神祇，具有直接的现实根源，富有极强的政治隐喻。

1.咸和八年南郊从祀星辰的星空秩序

东晋南郊承用东汉旧制从祀二十八宿，《荆州占》载，“南斗，太宰位也”，《晋书·天文志上》载，“南斗六星，天庙也，丞相太宰之位”，表明魏晋时期南斗也被视为宰相之象。咸康元年，“荧惑守南斗经旬”，王导欲“逊位以厌天谴”，王导取天变占验人事，反映出星占学在晋成帝时期已经深入人心。星占学关乎帝后、公卿等的命运，不免隐晦难测，不易勘破其中阃奥，而由星辰之象切入，或可窥见其中的规律。

在星占学中，北极、勾陈均在紫宫中，“北极，北辰最尊者也，其纽星，天之枢也。……钩陈，后宫也，大帝之正妃也，大帝之常居也”，即紫宫为昊天上帝（即北极）的日常居所，勾陈为后宫。在紫宫门右侧，太一、天一顺次南北排列，天一“主战斗，知人吉凶者也”，太一“主使十六神，知风雨水旱、兵革饥馑、疾疫灾害所在之国也”。由此，北极、勾陈、天一、太一构成紫宫的基本格局。

从自上而下视角言之，学者指出隋唐长安城太极殿“乃代替天帝君临人间的天子之日常所居，被认为是直接连接着宇宙在地上的中心”。而从自下而上视角而言，张衡《西京赋》载：“正紫宫于未央，表峣阙于阊阖。”孙吴薛综注：“天有紫微宫，王者象之。紫微宫门名曰阊阖。”在古人观念中，紫宫为皇帝宫城在北天空的投影。不难理解，皇帝宫城、紫宫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北极、勾陈、天一、太一位列南郊从祀神祇，反映出东晋拱卫建康宫的政治理念。

马续《汉书·天文志》沿承刘向《皇极论》的体例，确立星占学在《天文志》的编纂中以“天变—占辞—事验”为基本模式。而透过司马彪《续汉书》以及《宋书》《南齐书》《魏书》的《天文志》（或《天象志》），星占学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占辞与事应，乃至“月犯轩辕大星”的星象为北魏元乂所利用，成为宫廷政变的诱因。星空中的君臣之象，引起了东晋关注。

建武二年三月纪瞻劝晋元帝即帝位，“帝犹不许，使殿中将军韩绩徹（撤）去御坐。瞻叱绩曰：‘帝坐上应星宿，敢有动者斩！’”晋元帝御座所应星辰为何，纪瞻未具体言之。《宋书·天文志二》载“是时虽（石）勒、虎僭号，而其强弱常占于昴，不关太微、紫宫也”，若据此推论昴为胡主之象，太微、紫宫则为华夏君主之象。不过紫宫代表天帝之居，星辰犯紫宫，往往为君主之凶兆，汉昭帝、汉宣帝、汉章帝等崩皆其事应，在星占学中，更多视太微为君主之象。

东汉郗萌称，“太微之宫，天子之廷，上帝之治，五帝之座也”，太微主要星辰为五帝座。星辰犯太微，往往君主之凶兆，太微入占较早的事应，即《汉书·天文志》载汉昭帝元平元年（前74年）三月丙戌，“流星出翼、轸东北，干太微，入紫宫”，四月癸未，汉昭帝崩。在汉晋时期星占事应中，“太白赢而北入太微，是大兵将入天子廷也”，“彗星入太微，天下易主”，“彗星扫太微宫，人主易位”，“岁星入太微，人主改姓。镇星入太微，内有兵乱，人主以弱”，“荧惑入太微……‘人主有大忧’”，“客星出太微，有兵丧”等成为太微入占的主要占辞。尤其是晋明帝太宁三年正月，“荧惑逆行（即由东向西——引者注）入太微”，也是太宁三年闰八月晋明帝崩之凶兆。

与太微相应，轩辕为“女主之廷也”，《续汉书·天文志上》以为“轩辕者，后宫之官，大星为皇后”，轩辕为女主之象。光武帝建武九年，“七月乙丑，金犯轩辕大星。十一月乙丑，金又犯轩辕。……是时郭后已失势见疏，后废为中山太后，阴贵人立为皇后”。光武帝郭皇后被废为轩辕入占的较早事应，部分事例也被视为君主的凶兆，但主要与皇后（或皇太后）相关，在汉晋时期星占学中，太白、岁星、月等犯轩辕均为“女主忧”的主要征兆。

《后汉书·刘玄传》载李淑曰：“夫三公上应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李贤注引《春秋汉含孳》曰：“三公在天为三台，九卿为北斗。”《黄帝占》载：“三能（三台——引者注）近文昌宫者曰太尉、司命为孟，次星曰司徒、司中为仲，次星为司空、司禄为季”。刘叡《武陵太守星传》所记更为明晰：“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为大尉，中台司中为司徒，下台司禄为司空。”汉代三公称谓略有不同，三台以三公固定为太尉、司徒、司空，则始于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五月。汉顺帝永和六年（141）二月彗星“光言及三台”，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十月前太尉李固、杜乔下狱死为三台入占的较早事应。王隐《晋书》载：“（张）华少子建，晓仰占，云：‘中台坼内惧’，遂劝华逊位。”《宋书·天文志二》言之凿凿，“晋惠帝永康元年三月，妖星见南方，中台星坼”，并以赵王伦杀司空张华为事应。而檀道鸾《续晋阳秋》则以“张华死后，中台遂坼”，其前后次第，适与前两者所记相反，具体事实如何，今暂不论，但此事反映出三台为三公之象在魏晋时期已深入人心。

《春秋汉含孳》以北斗为九卿之象，这一学说在后世流传不广。《史记·天官书》以文昌为将相之象，“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黄帝占》《武陵太守星传》均承用其说。史料所记汉晋时期文昌入占的事应，主要与三公相关。如《汉书·天文志》载汉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九月“流星出文昌”，并以河平四年（前25年）四月大司马王商之死为事应。《续汉书·天文志下》记汉灵帝熹平二年（173）四月“有星出文昌”，并以光和二年（179）十月司徒刘郃下狱死为事应。

不可否认，天文家参考“先前天变发生之后的事情，而不断地在占书中增添入较具体的内容”，“再配合部分假造的天象记录”，增强星占的可信度。太微、轩辕、三台、文昌为君主、女主、三公、将相的星辰之象，在汉晋时期星占事应中，太微、轩辕、三台、文昌主要与帝后、宰辅的命运息息相关。东晋选择太微、轩辕、三台、文昌为南郊从祀神祇，固然体现出东晋试图稳定君臣政治秩序的初衷，而象征帝后的太微、轩辕与代表宰辅的三台、文昌并立，说明皇帝与门阀士族平衡的政治秩序再次得以维持。

2.咸和八年北郊从祀神祇的地理秩序

梁武帝天监六年（507）北郊从祀神祇废止“松江、浙江（即钱塘江——引者注）、五湖”等，透露出就东晋北郊从祀神祇的政治寓意而言，萧梁与之已隔膜较深，遑论后世。天监六年，“议者以为北郊有岳镇海渎之座”，而东晋北郊从祀神祇，虽无岳镇海渎之名，而有岳镇海渎之实。东晋北郊从祀神祇，在东汉所祀五岳、四海、四渎基础上，增祀沂山、岳山、霍山、医无闾山、会稽山，而沂山等五山镇即《周礼·夏官·职方氏》“九州九镇”中的五镇。可见东晋大体已基本确立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之制，仍坚持以九州为天下观，不过北郊从祀神祇，折射出东晋天下观存在微妙的浮动。

在彰显文化正统过程中，建康位于东南边境为东晋南朝“极难突破的阻碍”，而东晋重定北郊从祀神祇具有鲜明的地域指向。孙吴南郊从祀“罗阳妖神”，显示出江东政权地域化的显著特征。东晋北郊以白山、蒋山（钟山）为从祀神祇，宋张敦颐称之为“望祭山”。清卢文弨《群书拾补初编》以为白山即《隋书·礼仪志一》所载萧梁北郊所祀白石山。不过史料所记六朝建康城附近的白山、白石山，分属不同的地理方位。关于白山的具体位置，陈朝顾野王《舆地志》以“白山、雁门山、竹堂山并连带，在建康县东北，绵连三四十里”，南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引《旧志》基本沿承《舆地志》之说，以白山“在城东三十里”。清代吕燕昭、姚鼐等纂修《重刊江宁府志》则以白山即与幕府山相连之石灰山，并举《晋书·成帝纪》载咸和三年“司徒王导奔于白石”以及《晋书·陶侃传》“监军部将李根建议，请立白石垒”等为证。《同治上江两县志》仍袭《景定建康志》之说，并不以“吕志”为是。学界的聚讼，确切表明白山、白石山指代殊异，东晋南郊从祀“白山”当为临近石头城的白石山。关于白石山的具体方位，或以白石山即北固山，或以白石垒所在白石山即象山，近年学者更为倾向于指代狮子山。

建康城山峦环绕，蒋山（钟山）、白石山由地方淫祀升格为国家正祀，其地位与岳镇海渎相埒。东晋在诸多山岳中，仅仅选择蒋山、白山为北郊从祀神祇，值得玩味。刘宋山谦之《丹阳记》称蒋山“隆崛峻异，其形象龙，实杨（扬）都之镇也”。在晋室南渡以后，蒋山成为东晋宣扬符命的点缀。《宋书·符瑞志上》载，“吴亡后，蒋山上常有紫云，数术者亦云，江东犹有帝王气”，体现出此意。蒋山、白石山的共性在于均与敉平苏峻之乱相关。《建康实录》引《晋书》载：“（咸和三年二月）苏峻初营钟山前，祈钟山之神，许画朱须、紫蹄马、碧盖、朱络车。后郗鉴入援，又祈钟山，神谓鉴曰：‘苏峻为逆，人神共愤，当与蒋子文共诛锄之。且峻亦祈我，岂可助之为虐。今以疏相示，及按收而疏见。’”《晋书》等凸显钟山神作为地方保护神的形象，无疑为平定苏峻之乱时期东晋的重要政治宣传。

咸和三年五月以陶侃为盟主的联军等自寻阳沿长江顺流至建康西南茄子浦（加子洲），郗鉴自广陵渡江会师诸军，其“祈钟山之神”当在咸和三年五月以后。蒋山在讨平苏峻之乱中的作用，史料所记未明，白石山则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白石山毗邻苏峻盘踞的石头城，军事战略地位尤为重要。咸和三年六月，陶侃从李根之议，连夜在白石山筑白石垒，使庾亮守之，温峤“立行庙于白石”以振军心，白石垒成为进据石头城、牵制苏峻兵力的前方根据地，此后陶侃等利用白石垒解郗鉴大业垒之围，并斩杀苏峻于白石陂。方士戴洋谓庾亮曰：“昔苏峻事，公于白石祠中许赛车下牛，从来未解。”即庾亮据守白石垒，白石山神也为消灾祈福的神祇。可见东晋北郊从祀的白山，当即石头城附近的白石山。在平定苏峻之乱以后，蒋山、白石山由地方淫祀升格为国家正祀，成为拱卫台城、石头城的象征。

东晋北郊从祀蒋山、白石山，凸显出东晋鲜明的地域性，而五湖、松江、钱唐（塘）江升入东晋祀典，更是如此。三江、五湖为孙吴的代称，《宋书·五行志四》讥刺孙吴郊祀，“三江、五湖、衡、霍、会稽，皆吴、楚之望，亦不见秩”，不过三江、五湖赫然在东晋北郊从祀神祇之列。《晋书·地理志下》载：“元帝渡江，建都扬州。”在《尚书·禹贡》《周礼·夏官·职方氏》中，扬州“三江既入震泽”，“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五湖之具体所指，学界众说纷纭，东晋未析言之，此暂不具论。东晋三江说作何，史料不明，而东晋北郊仅从祀松江、钱唐（塘）江，透露出蛛丝马迹。东晋的山川祭祀，“王略之内”是重要的标准。韦昭《国语》注：“三江，松江、钱塘、浦阳江。”若如韦昭之说，浦阳江在东晋王畿之内，不应独阙其祀。郭璞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在汉晋人观念中，岷江是长江的代称，由于长江已在北郊从祀神祇四渎之中，故东晋不再以岷江升入祀典，其三江说很有可能依用郭璞说。

问题在于咸和八年郊祀礼的设计问题，史料不明，而从新定南郊从祀神祇有意凸显宰辅的政治身分，不难推测王导是咸和八年郊祀礼的重要决策者。东晋中期以后，侨姓士人心态逐渐由认同北方转向认同江东本土，而东晋政治心态在北郊从祀神祇上已经有所反映。东晋以蒋山、白石山、五湖、松江、钱塘江等升列祀典，无疑体现出东晋政权江东化的重要政治策略，蒋山、白石山拱卫建康城，五湖、钱塘江守护东晋政权，咸和八年晋成帝设立并亲祀北郊，释放出东晋以建康为天下中心的政治信号。

在琅邪王氏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的政治背景下，透过礼仪与权力的共生相生所展现出的皇帝礼仪镜像，东晋初年的礼仪秩序、星空秩序、地理秩序以及皇帝礼仪在郊庙祭礼、君臣礼仪等层面，均呈现出变异的色彩，展现出鲜为人知的政治文化侧面。

晋成帝诏书频频彰显宰辅王导的特殊政治地位，引人关注。晋元帝时期郊庙祭礼的决策，频繁闪现王导的身影，晋成帝咸和八年精心设计的南北郊制度，自然也离不开王导的裁决，王导成为缔造东晋初年郊庙祭礼变异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是皇帝礼仪的支配者，皇帝礼仪充当凝合东晋君臣政治权力的有力方式。王导在皇帝礼仪中的支配地位，体现在君臣礼仪层面。需要明确的是，晋成帝与王导间的“殊礼”并非仅仅适用于王导。在跪坐时代，君揖臣拜是君臣礼仪的正礼，而在东汉至西晋时期，养老礼、元会仪小会也存在君拜臣的特殊礼仪，同时有太子拜师傅的礼仪。而东晋延续汉魏故事及西晋旧制，将君臣“殊礼”发挥至最大化，东晋宗室、师傅均为皇帝礼敬的对象，东晋皇帝与王导间的礼仪，更是将君臣“殊礼”推向极致。晋明帝、晋成帝均礼拜王导，乃至晋成帝礼拜王导夫妇成为常制，君臣礼仪呈现出极为弱化的状态。

东晋初年王导备受崇重并非孤立个案，从这一维度出发，为晋成帝咸和八年郊祀礼的变异寻得重要解释：晋成帝咸和八年新定南郊从祀神祇，象征帝后的太微、轩辕与代表宰辅的三台、文昌并立，不难理解是晋成帝与王导共天下在星空秩序上的投影，也是王导权力在皇帝礼仪层面的有力渗透，变异的君臣礼仪维持着皇帝与王导之间的权力平衡。名教以君臣与父子两伦为核心秩序，在忠孝问题的讨论中，东晋“儒家的忠君观念已经表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而东晋君臣礼仪回归君臣正礼，在仪式上也传达出君臣秩序的归位。

在晋元帝以后，王导政治地位不断攀升。咸和五年陶侃谋废王导，无果而终。而咸康元年正月晋成帝行加冠礼，宣告成年，成为东晋“更详师傅之礼”以及“复子明辟”的重要契机。晋成帝加冠以后，王导并无还政之意，仍然试图维持君臣间的“殊礼”。咸康元年三月，晋成帝临司徒王导府，“与群臣宴于内室，拜导并拜其妻曹氏。侍中孔坦密表切谏，以为帝初加元服，动宜顾礼，帝从之”，孔坦又建言晋成帝“宜博纳朝臣，谘诹善道”，由此触怒王导，出孔坦为廷尉。咸康四年王导声望臻至巅峰，乃至有论者称“百僚宜为降礼”，即东晋君臣均向王导行拜礼。庾亮取《尚书·洛诰》周公“复子明辟”为喻，以王导未还政并享“殊礼”为口实，意图废黜王导。庾亮起兵之谋虽未实现，对王导而言已构成政治压力。《宋书·五行志二》：“（咸康）四年，王导固让太傅，复子明辟，是后不旱，殆其应也。”“复子明辟”四字透露出咸康四年王导已还政的实情。王导极为重视星占学，试图通过凸显象征宰辅的星辰的地位，以免除咎祸。然而晋成帝咸康二年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因昼见。占曰：‘斗为宰相，又扬州分，金犯之，死丧象’”，咸康五年王导薨即为事应，王导执政时代至此终结。

东晋初年君臣尊卑名分存在微妙的异动，而东海国弘据称，“昔元、明二帝崩时，朝臣皆服斩缞，诸国臣穗缞七月”，即从君臣义服的服叙层面映射出东晋仍然试图维持君臣名分的常态。一方面，东晋初年王导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君臣礼仪在琅邪王氏与司马氏共天下时期突破了君臣正礼的常态。另一方面，历经东晋初年政治秩序与皇帝礼仪的构建，司马氏皇权的神圣性与合法性获得普遍政治认同，士族忠君观念的凸显及重建君臣秩序的政治诉求，在政治仪式上表现为东晋君臣礼仪逐渐回归到君臣正礼的基本轨道。东晋初年变异的郊庙祭礼形成固定的礼仪模式，其中的政治隐喻逐渐被遮蔽、遗忘，而太和六年（371）桓温废海西公司马奕，谢安称，“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后”，透露出在王导之后，君臣间的“殊礼”已为君臣正礼所替代，并未再度成为士大夫热议的议题。

（作者赵永磊，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转载于中国历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