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中 杨曦：略论河洛文化之元典观念

河洛文化是指历史上产生于河洛地区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但不论广义的或狭义的河洛地区，其核心区位无疑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之间”，司马迁称其为“天地之中”。“河洛之间”之所以在历史上十分重要，是因为这里是中华民族很早跨入人类文明门槛的地区，广袤、美丽的河洛沃野，不仅哺育了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同时滋养了绚丽多彩的中华元典文化。

文化基因是借用自然科学生物基因概念解说人文精神的新词语，主要指民族、国家或族群世代相传的思想信念、生活习俗及价值观念所特定的遗传信息，是精神家园集体记忆中自觉或不自觉状况下很稳固、很认同、可延续的文化元素。

文化基因是形而上的，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又是非常具体的。我们今天提倡和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以社会主义文化为指导结合时代发展的前进方向，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滋养而成的。“民为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自强不息”“天下为公”“仁者爱人”“与人为善”等，千百年来已成了人们日用而不觉得思想理念和行为准则。作为文化基因，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与欧洲等西方文化基因共同构成了人类多元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基础。

1949年，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K·T·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认为，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等几大文明地区，几乎同时进入了理性思维时期，一批思想家的著述及其所阐解的精神文化，极大地影响了后世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走向。他说：“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似乎建立了这样一个轴心。在这时候，我们今日生活中的人开始出现。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的时代’。”

将轴心时代与我国历史相对应，即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其重要人物及学派有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以商鞅、李悝、慎到、申不害、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以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等。他们中大多长期生活在地处中原的中华文明核心地区中。

轴心时代之所以不同凡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诞生了一批具有超人智慧的圣哲，如中国的周公、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印度的释迦牟尼；波斯（伊朗）的琐罗亚士德等；巴勒斯坦的伊利亚；希腊的荷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这些圣哲以其无比的睿智及超凡的洞察力，对人类社会昨天、今天和明天进行了总结、概括和预言，不仅使人们的思想豁然开朗，也使人们开始了无限的遐想与沉思。

其次，也是根本的，就是有史以来出现了特有“人类意识”的觉醒。人类自此开始有了历史自觉与文化自觉，并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肯定自身个性与集体价值,并为实现个人、民族存在价值而奋发。

其三，这些先哲们的思想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影响了世界两三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这就告诉人们，从一定意义上说，任何有关人文新观念的诞生、思想的飞跃与升华，都与轴心时代产生的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于文化具有的内在性与超越性，产生于轴心时代的很多文化观念直到今天仍顽强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因而人们习惯地称其为元典观念。

中华文化基因主要体现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元典观念之中。

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核心文化之一，其元典观念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与主干的重要组成部分，凸显了河洛文化传承的连续性。

产生于轴心时代的中华文化的元典观念内容富赡，涉及领域极其宽泛，其重要典籍也很多，如《尚书》《周易》《诗经》《论语》《春秋》三传《周礼》《礼记》《礼仪》及诸子之作；就思想观念而言，其荦荦大者如天人观念、宗法观念、民本观念、和合观念、通变观念、创新观念等则是河洛文化中很具代表性的元典观念，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

（一）天人观念

在中华文化中，人与天（即自然界）的关系是基本的思维路径，河洛文化的许多原创性思想观念正是从这里生发，为后世开拓了无限的思维空间。

较早论及天人观念的是《尚书》。

《尚书》作为我国很古老的政治、哲学及人文思想典籍，全书无处不充溢着“天命”思想。夏王朝征讨有扈氏时，夏王就义正词严地说：“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商承夏制，故商汤灭夏时亦以“天”之名义讨伐，“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周承殷制，称周灭商为“恭行天之罚”，同时响亮地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崭新理念，将“敬德”与“保民”联系在一起，明确提出，只有取信于民，才能取信于天。

《周易》产生于河洛地区，其天人观集中反映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命题从此成为历代哲学讨论人生与社会的重大命题，由其产生的天道、人道、地道范畴也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架构的基石。

“天人合一”观念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故言儒必言“天人合一”，言“天人合一”也必言及孔孟。孔孟将“天人观念”引入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将天性与人性相结合，从而使“天人观念”世俗化、道德化、政治化，极大地凸显了“天人观念”的人文精神，从而使其宗教性色彩大大淡化。

道家的“天人观念”不同于儒家的世俗伦理，老庄思想中的“天”“天道”，无论指自然本身或者指自然而然之“道”，在不少情况下，虽未直接言人，但却蕴含着浓重的人伦意蕴。老子不仅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还把“天”与“道”直接联系在一起，称为“天道”，并与“人道”并举，《道德经》中说明二者之异同与关系：“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在庄子心目中，“天”有自然之天，天地万物之天，但万物都是“道”，道无处不在：“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提出的“齐物、忘我、逍遥”的心灵解脱思想对魏晋以后的文学、绘画、音乐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今还成为人们艺术情趣和评判作品优劣的审美原则，如称美满婚姻为“天作之合”，优美音乐为“天籁之声”，精致技艺为“巧夺天工”等。

（二）宗法观念

宗法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观念，由此不仅产生了周代的宗法制度，也形成了诸多与之相关的宗法文化，如政治文化、伦理文化、忠孝文化、姻亲文化、官场文化、血缘文化和谱牒文化等。宗法观念不仅影响了周代社会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渗透于民族与百姓的生活之中，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

周公于洛邑制礼作乐，使宗法思想正统化。周代的宗法观念，其核心内容是以血缘关系的亲疏确定社会的尊卑地位。其权威的表述是《礼记·大传》：“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以家族为核心的宗法思想，既是周王朝统治天下的原则，也是周代社会处理人际关系的准绳。

宗法制度与分封制度、礼乐制度相结合，共同建构了周代完整的政治与文化典章体系，使得周代社会治理初步实现了德治和法治相结合。这一实践理性的思维方式，不仅表现出了一种自觉意识的清醒，在社会的治理上也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周人这一较高水平的理性精神、政治智慧、政权意识与组织能力，影响了其后中国历代的政治、思想与文化。宗法思想中固然有许多落后的观念，但如孝敬尊长、家风家教、血浓于水等观念，至今仍熠熠生辉。

（三）民本观念

民本观念的源头在夏代。《尚书·皋陶谟》载，舜认为治国很重要的是“在知人、在安民”。禹非常赞成，认为：“知人则哲，能官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皋陶进而发挥并总结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作为民本思想的表述，很典型的当是《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民为邦本”不仅是民本思想之源头，更是民本思想之总纲。之后周公将“天命”与“德”的观念引入，进而提出“保民”“教民”的为政理念，并与执政的实践相结合，不仅使“民本”思想的内容得到充实与完善，也使“民本”观念得以广泛传播。

春秋诸子受周公思想的影响，不论管子、子产以及儒、道、法、墨等，无不谈民本。

在诸子中，很早继承民本思想并提出治国以民为本者为管子，《管子·牧民》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仲的思想源于周公与太公，主张强国必先富民，《管子·治国》中提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仲主张大力发展经济，藏富于民；他认为，对庶民百姓而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此基础上再导之以礼、义、廉、耻，提高其素质。他断言：“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郑国子产是春秋时期的改革家，其民本思想主要是富民、宽民、教民。他通过田制的改革使庶民有了田产；他通过铸刑鼎，以宽刑治民，提高了庶民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他主张敬民顺民，不毁乡校，广开言路；他视民之利为上，通过“作封洫”“作丘赋”以富民。孔子对子产为政重民非常赞赏，《左传·昭公二十年》中记载：“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孔子的民本思想不仅见于《论语》，也散见于《礼记》《孔子家语》等文献。《论语》中，“人”字出现过213次，“民”字出现过47次。《论语·宪问》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明确提出治理国家根本就在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孟子提出民贵于君，将民本思想提高了一个新水平。《孟子·尽心下》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论振聋发聩，开“君”“民”关系思想解放之先河。在富民问题上，孟子不仅主张轻徭薄赋，还提出了“恒产恒心”说。这是对民本概念的新定位，凸显了民本思想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和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正确、客观地反映了社会发展及治理的规律，因而被世人称誉为“孟子定律”。

荀子对民本思想的发展与贡献突出表现在以舟水为喻，肯定人民的力量无比伟大。《荀子·王制》记载：“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

作为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在如何富国、强国方面不赞成儒家“仁爱”之说，围绕法理提出了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策，极力主张以法治政。我国思想发展史上，韩非子头一次明确提出“法不阿贵”，从而使民本思想提升到了法律的层面，成为法家以民为本思想之精华。

墨子主张“兼爱”。孟子虽然极力批评甚至诋毁其为“邪说”，但也不得不承认“兼爱”主张爱民，因而受到世人的欢迎。另外，墨子提出“非攻”主张，反对战争，是对历代“保民”思想的一大发展。

老子提倡恤民爱民和无为的思想。《道德经》第五十七章中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庄子也极力主张无为而治，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自然而然发展的，而不是人为治理出来的；他认为统治者的“无为”，有利于人民的“自化、自正、自富、自朴”。

（四）和合观念

“和合”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应和谐相处。“和合”观念的提出见于《周易》。《周易·乾卦·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意为天道的变化，要保持身和心之正，只有保持“大和”，方可吉利。儒家主张“贵和”，孔子之弟子有子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需要指出的是，较早将“和”作为处理社会事务原则的是西周末年的史伯。周幽王八年（前774），郑桓公向史伯请教自己如何躲避西周衰败带来的灾难时，史伯对他说要坚持“和实生物，同而不继”的原则。后来齐国的晏婴也以此对齐景公解说君臣关系也应如此，君主对臣之所谏，顺逆皆听，方能“和乐如一”。孔子对史伯、晏婴“和”“同”之见很是认可，并将其提炼为“和而不同”，并认为这是做人、处事之原则，也是区别君子小人的准则。《论语·子路》中提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郑国后来迁都河南（今新郑），在管子的治理下，民富国安，成了和合的模范之区。

（五）通变观念

“通”与“变”很早见诸论述为《周易》，其“穷变通久”四字，言简意赅地说明了“通”“变”二者之关系。“通变”既是辩证思维、更是智慧思维。事物的存在与发展是复杂的，人们一旦正确地把握了通变原则，认识与处理各种矛盾便会游刃有余。哲学的发展，使通变之内涵进而扩大、延伸与丰富，产生了许多新的思想与精神，如探索精神、忧患意识、智慧意识与谋略意识等。

（六）创新观念

《尚书》重视总结治世经验，鉴古资治以“垂裕后昆”。《尚书》史鉴思想之内涵，较为重要的有三点，一是高度重视师古，以古鉴今；二是高度重视先王之训；三是师古而不泥古，高度重视创新。

“创新”是和“守旧”与时俱生的观念，是一种强烈求变、求善、求美以求进步的发展思想。在夏商周三代中，周人的创新观念最为突出和强烈，故《诗经·大雅·文王》中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尚书》中曾多次谈到变革与创新，既有政治方面，也有个人品德素质方面，也涉及思想方法论方面。

河洛文化的元典观念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社会的进步与繁荣，思想的建构与丰富，国家的兴旺与强盛，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等，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因此，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深入研究和弘扬河洛文化的人文精神与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河洛地区——华夏农耕文明之沃土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以河洛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古代文化无比灿烂丰硕。司马迁在研究夏商周立国之史时提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他指出，三代定都“皆在河洛之间”原因虽然很多，但很基本的原因有二，一是这里是“天下之中”。《史记·封禅书》中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中”在时人心目中是很重要的。将政治中心设在“天下之中”，由于交通便利，无疑更利于对全国（邦国）的统治与管理，有利于长治久安。这一点，周人认识是很清楚：《史记·刘敬列传》“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及营成周雒邑，以此为天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二是这里地处黄河中游，关内关外，不仅沃野千里，而且气候适宜，水利条件优越，是农牧业发展的理想之地。中华民族之所以有今日的繁荣，正是早期农耕文明滋养的结果。

在广袤的河洛大地，中华先民在农耕畜牧的同时，以勤劳、智慧的双手，促进了手工业的发达，不仅制造出了先进的生产工具，而且制造出了精美的石器、玉器、陶器、骨器、青铜器和丝绸，同时兴建了宏伟、规范的都城，形成了丰富的国家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和文化基础。

（二）河洛地区——华夏文化融合的首善之区

众所周知，儒、释、道等文化的相互激荡与汇融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而其激荡与融合的核心地区则在“河洛之间”。

河洛文化对周边文化影响极大，在鲁地的儒文化、齐地的兵文化影响产生了稷下学派。周初实行分封制，“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周天子将周公封于鲁，周公派其子伯禽前往治理，伯禽在鲁地推行周文化，“变其俗，革其礼”，三年后鲁国以周礼兴，是以有初期儒学。将政治家、军事家太公姜尚封于齐，齐国实行尊贤尚功、因俗简礼、以兵强国之策，国力大增，兵学日隆。之后齐国稷下黄老学派繁盛。

儒家文化的鼻祖为周公，周公制礼作乐，为儒文化之先声与奠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礼记·中庸》记载：“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道家开山之祖老子为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人，曾任周守藏室史，谙稔周礼。孔子对老子很是崇拜，他对南宫敬叔说：“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为了向老子请教，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在南宫敬叔的陪同下，孔子不远千里来到洛邑。他向老子请教周礼，向苌弘请教周乐。同时，他多次观赏了周室殿阁、明堂、太庙及祭坛。洛邑考查使孔子视野大开。参观期间，他徘徊望之，“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所以王也。”洛邑的雄伟、周礼的完备、士庶的安居乐业，使他头一次真正明白了圣人何以为圣以及周王室何以能“王天下”道理之所在。离开洛邑时，老子亲自为其送行，并以“仁”字一言相赠。回到鲁国后，孔子十分感慨地向弟子们谈了西行不虚之感受。他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佛教大约在西汉末年就传入了我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大月氏使臣伊存曾在长安向受众口授《浮屠经》。但真正实质性的传入则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的白马驮经于洛阳，故天竺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讲经的洛阳白马寺被尊为“佛教祖庭”。北魏时洛阳佛教空前繁盛，寺院竟达1367座，其中皇家寺院47所，王公贵族捐资建造的839座。孝明帝时胡皇太后于熙平元年（516）所建永宁寺僧房超千间，寺内永宁寺塔高达136.71米。兴建于北魏永平二年（509）的登封嵩岳寺塔，位于嵩山南麓，高15层达37米，是全国现存上万座佛塔中平面呈十二边形的密檐式砖塔，雄伟、壮观异常，2018年8月1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河洛地区作为我国历史上佛教很繁盛的地区，不仅有著名的白马寺、少林寺、大相国寺等建筑，而且诞生了诸多高僧，如释摩腾、竺法兰、禅宗之祖达摩、禅宗二世祖慧可和七世祖神会以及闻名世界的佛教高僧玄奘。宋代学者、洛阳伊川人程颢程颐以儒学为主体汲取释道精华创立理学，使儒学哲理化并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影响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