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古今

岳永强王通玲：麦积山石窟历史栈道的营造

2024-09-18

麦积山石窟

引　　言

栈道是中国古代在深山夹谷的危崖峭壁边缘开凿的蜿蜒曲折的人工通道，南宋鲍彪称“栈，棚也，施于险绝，以济不通”。《辞海》解释：“栈道……我国古代在今川、陕、甘、滇诸省内峭岩陡壁上凿孔架桥连阁而成的一种道路”。可见，山高水险、交通不便的地理环境是栈道建造的直接原因。栈道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根据建造材料，栈道主要有木栈道和石栈道（民间又俗称为碥路）。

麦积山石窟历史栈道指自石窟开凿之始延续至1976年加固工程前栈道构成的所有遗存及遗迹，后文简称为历史栈道。

麦积山石窟自后秦始凿，经历代的不断开凿、重修，崖面上“镌凿千龛，现垂万像”，布满窟龛，现保存洞窟221个，主要集中在距地面高20～84米的崖面中部区域。在如此高的崖面开窟造像，栈道既是开窟造像的施工平台，也是后期连接各个洞窟开展供养、佛事等活动的必要道路。历史栈道在峭壁上沿窟龛凌空蜿蜒，其险峻、壮观、惊心的景象和感受在历代名人诗文中也均有记载。五代王仁裕《登麦积山》记载“蹑尽悬空万仞梯，等闲身与白云齐”；明代甘茹《游麦积山》记载“金粟三千界，琼楼十二层”，琼楼十二层指栈道垂直分布有十二层，当地村民又称“十二鸾驾”。

木材易糟朽，加之历史上的灭佛及兵戎火灾、地震等事件的发生，历史栈道早已湮灭在历史的变迁中，现在已经不能再见其完整形貌，但是曾经满布崖面的桩孔、朽木残梁等痕迹诉说着它延续千年的营造历史，对研究麦积山石窟历史、营造技艺、工匠群体、石窟分期断代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历史栈道的变迁及崖面遗迹

栈道与洞窟的开凿和重修形影不离。关于历史栈道的文献记载相对较少，但可以从洞窟的文献记载中探析历史栈道的营造情况。“麦积山阁胜迹，始建于□秦，成于元魏”，北魏时期是麦积山石窟开窟造像的繁荣时期，开窟龛规模盛况空前；“昔西魏大统元年，再修崖阁，重兴寺宇”，且西魏文皇帝乙弗氏出家为尼，暂居秦州，后又凿窟而葬，麦积山开窟造像不衰；北周时期，秦州大都督为亡父造七佛龛，并邀庾信撰写《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并序》，七佛龛工程浩大，规模为麦积山石窟，加之历任秦州军政官员均笃信佛教，麦积山又迎来开窟造像的高峰；“隋文皇仁寿元年，再□（开）龛窟，敕葬舍利建此宝塔，赐净念寺”，隋时延续着早期的荣光。麦积山石窟现存大部分洞窟开凿于北魏至隋这一时期，至此时，崖面已布满洞窟和栈道。唐以后，随着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东移，加之麦积山崖面已无适宜的崖面开凿新窟龛，此后少有洞窟开凿。宋代对北朝洞窟造像进行大量重修，至明清时期西崖部分栈道毁塌，栈道中断，加之无人维修，部分洞窟在17世纪后再无人踏入。明清时期仅对部分洞窟进行重修重绘。

《隋书·五行志》记载：“文帝开皇二十年十一月……秦陇压死者千余人，地大震，鼓皆应。净刹寺钟鸣，佛殿门锁自开，铜像自出户外”。据研究，此次至少为6级的大地震就发生在今天水市西北至陕西陇县之间，麦积山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足100千米。唐开元二十二年秦州地震，《旧唐书·玄宗纪》记载：“秦州地震，廨宇及居人庐舍崩坏殆尽”，此次地震为7.0级，影响烈度可达X度，造成麦积山中部区域大面积崩塌，崖面被分成东崖和西崖。南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的题刻记载“麦积山……经七百年□□名额，绍兴二年岁在任子兵火毁”。清代任其昌《游麦积山记》写道：“前明中，木栈为野火所烧，榱椽尚存，人迹绝不能至”。至20世纪40年代，千年石窟已是满目苍夷、湮败不堪。1945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李浴考察麦积山记录“在昔诸龛之间悉有栈道通连。今已十九毁折，仅存其窠臼残栋而已。尤以西阁栈道破坏为甚，盖已毁折殆尽，各龛已无由登临，皆成可望不可即之势矣。”（图1）

图1 现代栈道搭设前的麦积山石窟 1952年摄（图源：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麦积山石窟旧影》）

1945年，邓宝珊先生对自发组织保管运动和补修栈道曾给予大力支持，主要对东崖部分区域的栈道加装栏杆，更换糟朽的木板。1946年，冯国瑞争取到政府资金对东崖卧佛洞到牛儿堂的栈道进行了维护。1952年，西北文化部勘察团新修和加固西崖栈道100余米。1953年，中央文化部麦积山考察团新修和加固栈道，此次栈道搭设、加固完成后，大部分洞窟都可登临。1964-1966年，麦积山石窟文管所对原有800米栈道进行了检修，并对50多个未通的洞窟新修栈道340米。

近现代以来前后累计5次的修建与维修，共架设长约1200米的栈道。根据孙儒僩先生1952年在麦积山石窟考察时的记录，西崖栈道梁的断面25×25cm、深30cm，梁与梁之间的距离1.5米。1964-1966年维修原有栈道时，鉴于已通栈道梁桩太浅（30厘米），时有松动，不太安全，翻修时凿深了一倍。董广强对东崖大佛桩孔尺寸进行了测量，断面尺寸有：15×12cm、35×40cm、20×25cm、20×20cm、30×35cm、15×15cm、35×35cm、10×10cm、30×30cm，深45cm。2007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对散花楼庑殿顶上方的桩孔进行了测量，头一层桩孔有两种形式，平均尺寸分别为：20×27cm，深13cm；20×23cm，深10cm，分布不规律，平均间距220cm，与第2层平均层距81cm。第2—3层桩孔为大桩孔，平均尺寸72×60cm，深83cm，纵深处内收，层间间距142cm；平均层距30cm。第4层桩孔平均尺寸41×30cm，深38cm，内部稍收，层间间距80cm，与第3层层距80cm。研究认为第1、4层桩眼可能只是稳定建筑物构件的桩眼，第2、3层桩眼为大型木构建筑的主承重构件，均不是栈道孔。考虑到栈道的承重和后期使用功能，麦积山栈孔的尺寸断面约25—35×25—35cm，深约30—40cm。

栈道又被称为栈阁，麦积山石窟的栈道是由平层的栈道及檐（窟檐、顶棚、崖阁、屋顶等）和连接层与层交通的栈梯组成，每一部分都由桩眼和木架结构（或辅以砖、瓦、泥土等）联合组成。在势如刀斩的陡峭崖面上，木架结构完全凭借桩眼而存在，因此有栈道必有桩眼。石窟自开凿以来，木结构栈道及栈阁经受了破坏、重修、破坏、重修多次的循坏往复，早期的栈道痕迹和后期重修、改造的痕迹早已不分彼此。山体加固工程前的崖面上有数以万计的桩眼，这些桩眼有栈道梁孔，如天桥段现存的桩眼；有稳定木构建筑的承重构件桩眼，如43窟、49窟窟檐桩眼；有开窟造像时搭设固定施工平台的桩眼，如第13、98窟水平等距分布的桩眼；有用小木桩固定泥层的桩眼，如第78、74、141等窟内，第13、98窟摩崖大佛；也有固定阁、棚等建筑木构的桩眼。现存桩眼形状和尺寸多样，有大有小、有深有浅、有方、长方、圆或凸字形等各种形状，桩眼之间的距离、排列不等，同时桩眼也有风化、残缺。据记载，山体加固工程前的崖壁上10×10cm以上的桩眼1992个。

千年的历史，加之地震、火灾、环境变化等影响，栈道的木构大部分早已糟朽。在1941年冯国瑞头一次踏上麦积山石窟时，仅部分洞窟可以到达，遗存的栈道也早已不是当初的栈道，历经多次的维修，崖面也是满目苍夷。在1976-1984年，麦积山石窟加固工程又遮挡了大多桩眼，受限于加固工程期间相关资料的各处散佚，对麦积山石窟历史栈道的研究带来了诸多困扰。但麦积山大多洞窟呈较规则的水平分布、不同时代或相同时代的洞窟相邻或横向分布的特征、大规模重修的历史事实等，为栈道营造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同时，结合加工工程资料，考虑到崖壁上的桩眼相比木构更易保存的特点（桩眼更具时代性），存在区别但又包含一定规律性的桩眼是今后研究需要关注的，尤其对石窟的分期断代具有重要意义。

二、历史栈道的崖面选择及走向

自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栈道架设是基于原有历史栈道的遗迹而开展，栈道的走向、位置等影响洞窟开凿的位置，洞窟的位置则决定栈道的走向和位置。上世纪40年代冯国瑞先生考察麦积山石窟认为东崖的栈道上下共计十二层，可能是传说的十二龛架；1953年中央文化部勘察团认为西崖栈道上下十二层，是十二龛架。可见，尽管东西崖洞窟开凿时代不同，但是都有十二层的栈道，西崖第十二层是第127窟所在的栈道，东崖第十二层是4、5窟所在栈道及天桥段。大部分洞窟及栈道呈较规律的水平层次分布，不仅仅是因为水平层位左右递进、延伸是很容易、很省工的手段，也和山体的岩性特点有直接关系。

麦积山以白垩系地层为主，近水平产状，岩性为红色砾岩、夹薄层砂岩及砂质泥岩，泥质胶结为主，有Fe、Ca质胶结，矿物组成为石英、钠长石、钾长石以及方解石。总的变化规律在纵向上由下向上沉积物颗粒由细变粗，横向上由东南向西北沉积物颗粒由粗变细，层理较为发育。岩性的不均匀性，导致差异风化，在崖壁上形成近水平状的横向风化凹糟或岩腔。现在洞窟上部崖体的差异风化还在继续发展，形成了大量的近水平横向风化凹糟。可以想象在开凿洞窟前，这种风化凹糟遍布崖面。因此，在崖面的选择上，洞窟和栈道的位置都会避开风化严重区域，如躲避不开，那么栈道的梁孔一般会选择风化凹槽区域或周边，此处岩性强度相对较小风化程度高而岩性强度较大风化程度较弱的崖面则留出来开凿洞窟，且工匠也可以借助这种自然缺陷减少工程难度，也可以为后期的斩山和崖面处理节省一定的工程量。表现为西崖、中区部分区域的栈道根部和洞窟窟门相比凹进，而窟门则凸出。这种现象并不是古代人民无意识或偶然选择，而是基于生活智慧及与自然斗争经验的确定性选择，这种确定性选择基于一定的科学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伟大梦想。

同时，根据历史栈道孔的高度，发现西崖52、53、54、55、56、59窟的栈道孔和中区及西崖57、58、173、59等窟处于同一水平高度；西崖166、152等窟和中区175、174、48、50等窟处于同一水平高度；西崖81、82、84、85、170、87、88、188、187、184、89、90、91、92、93等与东崖36、37、35、34、30、28、29等处于同一水平高度；西崖103、102、101、100、155、163、147、148等窟与东崖22、23、24等窟处于同一水平高度；西崖104、105、107、108、109、110、111、112、116、117、118、154、148、177、144、143等窟与东崖18、19、20、21、156、26、27、12等窟处于同一水平高度；西崖158、127、120、126、123、124、139、140、141、142、178、176等窟与东崖172、15、14等窟处于同一水平高度（图2）。如果把上述洞窟通过横线连接起来，发现这6条同一高度水平线上的洞窟超过洞窟总数的50%，进一步说明东西崖在中区洞窟没崩塌前应该是互相联通在一起的。栈道的高度和位置更大程度决定着洞窟的开凿位置，而洞窟的开凿进一步凸显了栈道的重要作用。

图2 麦积山石窟洞窟崖面水平分布位置（图源：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

三、历史栈道的营造技术

《太平广记·卷397·麦积山》记载：“古记云：六国共修，自平地起薪，至于岩巅，从上镌凿其龛室神像。功毕，旋旋拆薪而下，然后梯空架险而上”。六国共修，说明石窟在不同的朝代各有开凿，因而也就不存在同一区域同一时间大规模的开窟造像，现存早期洞窟处于西崖，但不在同一高度，也不在岩巅，因此，此种积薪的营造方法并不可取。也许在崖面较低位置的洞窟开凿时使用了此种方法，但并不具有普适性。“乃于壁之南崖，梯云凿道，奉为亡父造七佛龛”，这是北周时期李允信开凿七佛龛的记载，“梯云凿道”理解为从崖面上凿出梯道而上。

麦积山石窟栈道当初的建造方法和后期的维修、加固究竟采用何种方法，现在不得而知，但是根据文献记载与相近区域栈道建造方法，可以窥视一二。

《水经注·沔水》记载“褒水自大石门历故栈道，下谷，俗称千梁无柱也。诸葛武侯与兄瑾书曰‘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栈道，缘谷一百余里。其阁梁一头入山腹，一头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也’。后诸葛卒于五丈原，魏延现退而烧之，自后案修旧路者，悉无复水中柱。经涉者浮梁振动，无不摇心荡目也”。文献中记载了栈道的两种营造技术“其阁梁一头入山腹，一头立柱于水中”和“自后案修旧路者，悉无复水中柱”，简化为力学模型即为简支梁和悬臂梁模型（图3）。

图3 栈道基本物理模型作者绘

冯国瑞40年代考察麦积山时，听瑞应寺寺僧说：“相传上代有三人自携长板由原存栈道互连攀援而上，循栈道经大佛像脚下，在东上进入此窟”，此窟即为133窟。1946年，冯国瑞寻木工文得权邀其探察碑洞（133窟），文氏欣然答应“乃倩挟长板，架败栈间，递接而进，至穷处，引索攀援，卒入西窟大佛左之巨洞中……”。《高僧传·昙无竭传》记：“登葱岭、度雪山……行经三日，复过大雪山，悬崖壁立，无处安足。石壁皆有杙孔，处处相对。人各执四杙，足拔下杙，手攀下杙，辗转相攀，经日方过”。此种方法是在悬崖绝壁上凿出方形孔洞，过者要随身携带短木，插拔而过。寺僧所言三人和文氏攀援栈道的方法与昙无竭记述的方法有相似之处。此类方法，在栈道后期的维修和加固过程中，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

1953年麦积山勘察团勘察期间，文氏再次被邀架通栈道，架栈所需木材，皆由农民自山中采伐运来，吴作人记其架栈之法：“先从下栈孔，插入一木，加塞加固，然后将板一端，缚于木上，再就板之彼端，更插一木。如此凌空递进，将横梁钉稳，敷板整齐，然后装栏架梯，由低而高，危栈数百尺，因而完成……今则凭空架梯，有时须掷绳索攀援而上，自下施工。如论其难，当更倍艰”。文氏架设栈道的方法和悬臂梁的模型较为相似。在借助已有梁孔、少量残梁存在的情况下都如此艰难，那栈道的初次营建就更无法想象其艰难了。

根据上世纪40-70年代麦积山石窟的影像资料，调查发现崖面上存在这5种样式（图4）：样式1为标准的简支梁模型，样式2为悬臂梁模型，样式3通过斜梁传递主梁的承重到下面的横梁上，从而减轻主梁的承重，但是对主梁的支点选择很重要，如果古人用这种模型来建造栈道，说明其掌握有一定的力学知识。样式4可以看作外伸梁，通过改变梁的支点来进一步提升其承重能力。样式5的承重方式比样式3更为合理，可大限度的起到对主梁的支撑作用。

麦积山石窟明以前的栈道究竟是采用何种方式，现在不得而知，但结合秦岭巴蜀山脉的栈道建造技术以及现代根据原有栈孔对栈道的维修复原，常见的栈道形式应如上所述。

图4 麦积山石窟历史栈道样式作者绘

四、历史栈道的木材来源及种类

麦积山的开凿，民间有“砍完南山柴，修起麦积崖”的说法，《玉堂闲话·麦积山》中记载“古记云：六国共修，自平地积薪至于岩巅，从上镌凿其龛室神像，功毕旋旋拆薪而下，然后梯空架险而上”，不说栈道营造是否使用这种技术，但在开凿过程中需要的木材量巨大这是肯定的。且从遗留的遗迹来看，做为栈道悬臂梁等关键部位的木材至少在尺寸上还需满足一定的要求。

天水，古称秦州、上邽，地处秦岭西段、渭水中游。天水市区是长墚夹河谷的地形，在当地居民的称呼中，河谷两侧的墚分别为南山和北山，渭河及天水东南的小陇山属秦岭西端北麓，在明《伏羌县志》中记载“南山，层峦重壑，茂林确石，车不得轨，马不得并骑”，此中南山即为麦积山石窟所在的小陇山林区。从大的地理范围来看，南山指天水东南的小陇山丛林，从小的地理范围来看，南山是麦积山洞窟崖面（即南崖）的南侧群山，取材于南山体现为地域性的就地取材和古人对生产生活环境的科学认知，并赋予自然材料文化属性的表达。

《史记·货殖列传》中载：“渭川千亩竹”，说明西汉时期渭水流域有大面积的竹林，而竹子的习性是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生长；秦人发迹于天水，据《史记.秦本纪》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南宋祝穆《方舆胜览》载“山之北曰雕巢谷，又右隗嚣避暑宫，对面瀑布泻出于苍崖之间，亦胜景也”，都说明当时此地气候温暖湿润，适宜草木生长。《汉书.地理志》中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屋”。清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北周“太祖喜后从猎于陇上”，隋朝“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8年）西巡至天水大猎于陇西”。“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冈恋，麦积处其半”，渭水清澈，说明其上游植被情况较好，五百里冈恋说明森林面积广阔。《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并序》“麦积崖者，乃陇坻之名山……树若桂华，翻能拂日”。均说明此地森林资源较为丰富。

从我国西部和北方干旱地区已有的表土花粉资料显示，在甘肃、青海和新疆的草原、草甸或荒漠的表土花粉谱中，松属和云杉属花粉含量一般均在0-10%，在针阔混交林植被的花粉谱中，松属或云杉属花粉有可能超过30%以上，天水针阔混交林松属花粉含量高达43.1%。巨天珍等采用花粉孢子分析和14C测年分析，发现距今2500年左右，小陇山林区是以锐齿栎、辽东栎、铁僵子、栓皮栎等栎类植被占优势的针阔混交林，松属，云杉、冷杉属植被也有出现。唐领余等对秦安大地湾地层剖面的孢粉样品进行AMS14C测年，在距今3800年，本区域木本植物花粉含量较少，有榆和少量松、柏、桦、胡颓子等；而秦安马营的花粉以木本植物花粉为主，松属占优势，云杉属也有较多出现，还有少量阔叶树种花粉，如栎属、桦树、胡桃属等。安培钧等对宝鸡凤翔县挖掘的距今2500年前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木材鉴定结果为侧柏和麻栎属植被，且很长椁木长达6m。五代王仁裕的《登麦积山》载“绝顶路危人少到，古岩松健鹤频栖”。北宋大观元年，在山顶舍利塔附近发现灵芝38本，并敬献皇室得到嘉奖，灵芝多生于栎、壳斗科等多种阔叶树和松科松属等木桩或根际地上。明代李师中《麦积山》载“踏入青松翠蔼间，夕阳倒影下溪湾”。有关麦积山的诗文中出现的植被多为松。（北魏）崔鸿《前凉录》曰：“初，河西不生楸、槐、柏、漆。张骏之世，取於秦陇而植之”。《方舆胜览》载“黑山谷（今秦安县）在天水北五十里，大山乔木，连跨数县”，清乾隆《甘肃通志》载秦州东八十里吴砦山“山麓有吴镇为入南山采木之路，有木厂，又有柏林，多产山柏”，“改龙山（仙人崖）松柏遂密”。

因此，根据历史文献、考古遗存及环境考古研究，古代秦州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植被丰富，为针阔林混交植被，优势树种为栎属、松属、云杉属、柏、榆等树种。

木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代表性结构材料，源于农耕社会实践认知和材料属性匹配的一致性，悠久的建造历史，使人们对木的认识不断深入。在中国古建筑的发展历程中，树材种属（尺寸、重量、强度与韧性、纹理、干缩性等）及树材的文化属性就是古人则木的考量范围。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白杨，性甚劲直，堪为屋材；折则折矣，终不曲挠……凡屋材，松柏为上，白杨次之，榆为下也”。麦积山石窟栈道用材量大，用材方式多样，对木材的种属和文化属性也有一定的考量。如横梁、梯梁、支柱等选择方形还是圆形，主要基于结构稳定安全的要求；对于横梁和梯梁大多会选用树材的中心部位或根部；树材的成材率并不相同，大的树料可以做梁、柱，弯的做板材，小的做楔子；横梁大多会选择树材的小头朝里，大头朝外，从而形成栈道横梁端头微微上翘，提升安全性，这可能也是桩孔外大里小的原因之一。

五、结　语

自冯国瑞1941年对麦积山石窟考察开始，对栈道大的修建共计6次（第6次为钢筋混凝土栈道的建造），前5次均为借助原有栈孔使用木构对栈道进行架设，是麦积山石窟历史栈道营造的复原实践及探索。结合栈道遗迹和洞窟分布特征，发现栈道的高度和位置对洞窟开凿高度、位置等具有直接影响，栈道在崖面的位置受岩体岩性影响明显。小陇山林区是麦积山栈道及木构的材料来源地，木材的优势树种为栎属、松属、云杉属、柏、榆等，且在营造中，对木材的种属及文化属性等也有一定的考量。石窟寺的考古研究需要分析和研究石窟寺存在的一切遗迹以及为此遗迹做出贡献的所有群体及其活动。崖面的一切历史痕迹都是麦积山石窟研究的珍贵实物资料。尤其要加强桩眼与洞窟的位置关系、尺寸、分布规律等研究，对揭示营造历史、技艺、工匠群体、洞窟考古断代等意义重大。

编辑：拾壹

校审：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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