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大约5300年以后，黄河中游地区至少出现了3个区域中心。一是晋、陕、豫交界地带，主要体现在灵宝西坡遗址有了高级别的贵族墓地。二是郑洛地区出现有宫殿式建筑的巩义双槐树中心聚落，其占地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三是在陇山西侧出现占地约100多万平方米的甘肃秦安大地湾中心聚落，该聚落中出现面积约420多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距今51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以后，在陇山以东出现了面积至少达600万平方米的庆阳南佐都邑聚落。该聚落中部是由9座大型夯土台及其内外环壕围成的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核心区中央有面积达上万平方米的带有夯土围墙和护城河的宫城区，宫城中心是建筑面积达700多平方米的坐北朝南的主殿。整体建设工程可能需要数千人工作至少两三年时间才能建设完成，建设过程中需要组织周围广大地区的大量人力物力，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区域王权与地缘关系，也意味着早期国家的出现。南佐的白陶、黑陶等特殊物品罕见且精美，应当是由高水平专业工匠制作而成，白陶、朱砂陶、绿松石饰品等的原料和大量水稻可能来自国家控制下的远距离贸易。
距今5300年左右在长江下游兴起良渚文化，约距今5100年良渚聚落初具规模，并形成以良渚聚落为中心的早期国家或者“古国”。良渚聚落有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的内城、630万平方米的外城，还有水坝、长提、沟壕等大规模水利设施。内城中部有人工堆筑的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台城”，上有大型宫殿式建筑。城内有级别很高的反山墓地，墓中发现了随葬600多件玉器的豪华墓葬。在良渚古城周围约5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分布着300多处祭坛、墓地、居址、作坊等，可以分成三、四个明显的级别。良渚诸多大规模工程的建造、玉器等物品的制造、大量粮食的生产储备，都需调动大量人力物力，神徽、鸟纹、龙首形纹的普遍发现可能意味着整个太湖周围的良渚文化区已经出现统一的权力和高度一致的原始宗教信仰体系，并且存在一种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的网络。此外，距今5000年左右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墓葬棺椁成套、分化程度更甚，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古城林立，其中规模很大的石家河城占地面积达两三百万平方米。
距今约4700多年进入庙底沟二期或者广义的龙山时代以后，黄土高原尤其是陕北地区的遗址数量急剧增加，北方长城沿线涌现出许多具有突出军事性质的石城，同时在黄土高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内蒙古中南部、河北大部和河南中部等地的文化格局发生突变。这一系列现象应当是以黄土高原人群为胜利方的大规模战争事件的结果，很可能与文献记载中轩辕黄帝击杀蚩尤的涿鹿之战有关。
我们看到，距今5100年左右形成的早期国家还局限在黄土高原和太湖周围这样的局部地区，且当时的国家形式只是拥有区域王权的“古国”或“邦国”。而萌芽状态的“天下王权”，应当出现于“涿鹿之战”之后。按照《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的记载，轩辕黄帝征途所至，东至海岱、西至陇东、南达江湘、北到华北，当时已设官监国、诸侯来朝，俨然是“一统”的气象。这一说法可能有夸张的一面，但从考古发现看，距今4700多年黄土高原政权的对外扩张影响十分显著，至少在黄河流域可能一度实现以黄土高原为重心的原初的“一统”，长江流域很可能也受其节制，说明文献记载有真实历史背景。因此，政治上中国的起源应当在距今4700多年的庙底沟二期之初或者传说中的轩辕黄帝之时。
此时已经形成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继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表现是马家窑文化向西、向南的扩展。马家窑文化本身是仰韶文化拓展到甘青地区后与当地文化融合的产物，马家窑文化的人群在距今5000年左右向西南拓展至青海中部甚至进入青藏高原东南部，与当地文化融合形成具有特色的卡若文化等，还为青藏高原带去了黍、粟等作物种植；向西则已经延伸到河西走廊中西部。
政治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当以距今4100年以后的初步“一统”国家夏的很早出现为标志。而这种“一统”的整合趋势在距今4500年左右进入狭义龙山时代后，明显加快了节奏。
距今约4500年，在晋南地区出现了占地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的襄汾陶寺都邑聚落，其中包含宫城、大墓和“观象台”等。同时或略晚在陕北地区出现有宫殿建筑的延安芦山峁遗址，距今4300年在陕北地区出现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神木石峁石城。在河南的王湾三期文化、造律台文化和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当中，也发现多个面积达数万到数十万平方米的古城。陶寺都邑的玉器、美陶等很多与礼仪相关的文化因素来自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晚期，玉器又通过陶寺都邑聚落流播到芦山峁、石峁，甚至甘青和宁夏南部地区的菜园文化、早中期齐家文化，这些玉器的流播范围可能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当时可能存在一个以陶寺为都邑的早期国家，统治范围至少及于黄河流域。与此同时，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修建的多个古城仍然存在，上游地区的宝墩文化也发现多个古城，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则进入没落阶段。长江流域文化和黄河流域文化的差别总体上比较明显，尤其是长江中游地区出现的与祭祀相关的陶套缸遗迹、数以十万计的红陶杯和红陶塑等，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由此推测其与黄河流域文化属于不同的政治实体。
距今约4100年进入龙山时代后期，中原龙山文化大规模南下影响豫南和江汉两湖地区，很可能对应古史上的“禹征三苗”事件，随即夏王朝诞生。通过“禹征三苗”，夏朝至少已将长江中游地区纳入版图，因此，《尚书·禹贡》等记载的夏禹划分的“九州”很可能有真实历史背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夏朝初年夏王已经初步拥有“王天下”的“一统”政治王权。文献记载中夏朝统治集团除夏后氏外还有许多其他族氏，亲缘与地缘（政治）关系得以紧密结合，夏朝“九州”疆域更是统一天下的结果，政治上的早期中国自此正式形成。此后的商、周王朝时期政治上的早期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
夏朝建立的时候，通过进一步的文化交融，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范围西到新疆，西南到西藏、云南，南至两广地区，东南至包括台湾岛在内的沿海地区，东达山东半岛，东北达黑龙江地区，北部涵盖整个内蒙古中南部甚至更远的地区，其覆盖范围远大于秦汉以来大部分政治王朝的疆域，和清代鸦片战争前的疆域或现在的中国疆域比较接近。不仅如此，由于各区域文化要素的互相交融，源自中原的炊器鼎，源自东方的饮食器豆、圈足盘和酒器鬶、盉，源自华北的炊器斝、鬲，以及源自西方兴于中原的青铜器技术等，已经遍见于中国大部地区，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起源和形成的两个关键节点，分别是距今8000多年前和距今6000年左右。政治上的早期中国则起源于距今4700多年，可能对应传说中的轩辕黄帝时期，形成于距今4000年左右夏朝的建立。无论是文化上还是政治上的早期中国，都涵盖了中国大部地区，彼此具有很大的相关性。
进一步而言，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具有“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和历史观，形成了“多支一体”圈层结构，政治上的早期中国则具有“一统”特征。“一元”宇宙观和相对独立的地理格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上中国的趋于“一体”和政治上中国的趋于“一统”，地理环境的广大多样性特征和文化上的“多支”又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长期延续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是一种超稳定文化结构。早期中华文明因此可称为“天下文明”模式，以区别于两河流域的“城邦文明”模式和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模式。“天下文明”模式，以及敬天法祖、诚信仁爱、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跌宕起伏而仍能连续发展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