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瑞 强政隆：后唐明宗朝北面行营与北部边防

北面行营的设置，是后唐北部边防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王都之乱时，唐明宗设置北面行营，并对此后的军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先对王都叛乱的背景做一梳理。同光末年，主持河北军务的李嗣源，趁邺都兵变，整合了河北的军政力量，南下推翻了庄宗政权，是为唐明宗。李嗣源能够登上帝位得益于邺都兵变，故在即位之初，李嗣源就着手措置河北。天成初期，唐明宗通过移镇等方式，以皇子、假子、亲从等成员控制了河北藩镇。天成元年（926）六月，唐明宗以王建立为镇州留后，次年正月以王建立为镇州节度使。王建立为李嗣源之亲从，史称“王建立，辽州榆社人……明宗历迁藩镇，皆署为牙门都校”。同年十二月，唐明宗以皇子李从荣为天雄军节度使、邺都留守，后又命宣徽北院使范延光将兵送之，且制置邺都军事。天成二年（927）七月，唐明宗以齐州防御使安审通为沧州节度使。安审通幼年曾事庄宗累有战功，在邺都兵变时“受赴明宗急召，军趋夷门为前锋”。需要注意的是，安审通为安金全之犹子。安金全作为代北故将，仕李克用、李存勖两朝，虽屡有战功但为唐庄宗所猜忌，因此金全终庄宗世，名位不进。而安金全却与明宗相善，史称“明宗与之有旧，及登极，授金全同平章事，充振武军节度使”。因此唐明宗对安审通的任命，既有安金全之关系，又有安审通在明宗起兵时积极表现之原因。天成三年（928）三月，唐明宗又将邢州节度使王景戡移镇华州，以前北京副留守李从温为邢州节度使。李从温本为唐明宗之犹子，“明宗微时，从温执仆御之役，后养为己子，及历诸籓，署为牙校，命典厩库”。至天成三年，河北藩镇中只剩下定州义武节度使王都未曾移镇。

王都反叛是中央与藩镇矛盾的体现。王都本为定州节度使王处直之养子，值王处直患病，以左道医之，渐得王处直信任。王处直遂令其“渐署为行军司马，军府之事，咸取决焉”。时王处直诸子皆幼，王都乃总其兵柄，以为节度副大使。方值晋王李存勖经略河北，对于来自后唐的压力，王处直欲结契丹为援，遭遇军府之人反对。王都与书吏和昭训密谋发动叛乱，将王处直及其妻妾幽之西第，尽杀处直子孙在中山及将佐之为处直腹心者。天祐十九年（922），王都归顺晋王李存勖，并以其女许配李存勖之子李继岌为妻。自此，王都获得李存勖信用，恩宠特异，奏请无不从，并且祁、易二州刺史，都“奏部下将校为之，不进户口，租赋自赡本军”。因此王都对于唐明宗移置河北藩镇的政策心存怨望，加之“契丹数犯塞，朝廷多屯兵于幽、易间，大将往来，都阴为之备，浸成猜阻”。而唐明宗对前朝亲信王都亦心存芥蒂，史称“帝亦以都篡父位，恶之”。王都决定乘明宗“新有四海，其势易离”之际率先发难。王都先利用镇州节度使王建立与安重诲不和，劝说王建立谋叛，后又派人联络霍彦威、房知温、毛彰等节度使共同反叛。王建立作为唐明宗亲信，虽与安重诲有隙，但并不肯背叛明宗，于是王建立伪许之，密以状闻。

唐明宗得闻王都反叛，迅速组织北面行营准备平乱。天成三年四月，唐明宗以王晏球为北面行营招讨使，知定州行军州事；以沧州节度使兼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安审通为副招讨使兼诸道马军都指挥使，以郑州防御使张虔钊为都监，发诸道兵会讨定州，北面行营正式设立。此处，行营的成员构成值得注意。首先，北面行营的统帅以唐明宗之亲信与元随为主。如行营招讨使王晏球本是后梁降将，史载，“王晏球少沉勇有断，倜傥不群。梁祖之镇汴也，选富家子有材力者，置之帐下，号曰‘厅子都’。晏球预选，从梁祖征伐，所至立功，累迁厅子都指挥使。”在邺都兵变时，他率军随明宗赴“内难”，受到明宗之信任。而行营副招讨使安审通，也深受唐明宗所信任，其父安金全作为代北旧将，仕李克用、李存勖两朝，因此属于安审通后唐“代北集团”。后安审通在攻打定州之时，为飞石所中而卒。明宗又以沧州节度使李从敏兼北面招讨副使。李从敏为唐明宗之犹子，沈厚寡言，善骑射，多计数。行营都监张虔钊，为唐明宗侍卫亲军统帅。史称，张虔钊，初为太原牙校，明宗素闻张虔钊有将帅才，及即位，擢为护驾亲军都指挥使，领春州刺史。可见，北面行营的统帅以唐明宗之亲信为主。而唐明宗北面行营中副招讨使与都监之设，又有牵制招讨使之意。因为王晏球、安审通、张虔钊来自不同的政治势力，唐明宗以此来实现行营领导权力的互相制衡。

其次，北面行营的军将僚佐，也多为曾跟随李嗣源作战的旧部。如北面行营转运供军使刘审交，史载刘审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同光初，赵德钧镇幽州，朝廷以内官马绍宏为北面转运使，辟审交为判官。王都据定州叛，朝廷命王晏球进讨，以审交为转运供军使。先锋都指挥使安叔千，史称安叔千，沙陀三部落之种。父怀盛，事唐武皇，以骁勇闻。叔千习骑射，从庄宗定河南，为奉安部将。天成初，王师伐定州，命为先锋都指挥使。行营右厢步军都指挥使潘环，史载潘环，字楚奇，洛阳人。庄宗知其名，及平梁，命典禁军。同光中，从明宗北御契丹，邺军之乱，从明宗入洛。天成初，授棣州刺史。会定州王都反，朝廷攻之，以环为行营右厢步军都指挥使。行营马步都虞候孙璋，史称孙璋，齐州历城人。明宗镇常山，擢为裨校。邺兵之变，从明宗赴难京师。天成初，历赵、登二州刺史，齐州防御使。王都之据中山，璋为定州行营都虞候。此处，刘审交为李嗣源亲信赵德钧部下。潘环、孙璋等皆为李嗣源之旧部。

北面行营的军队主要以后唐禁军组成。行营的主要军队有禁军中龙武左军与龙武右军。《旧五代史·王晏球传》载，符彦卿以龙武左军攻军其左，高行周以龙武右军攻其右。禁军中马直军，《宋史·侯益传》称，侯益，汾州平遥人。天成初，朱守殷据夷门叛，益率所部斩关先入。转左右马前从马直都校、领潘州刺史。王都据定州叛，益从王晏球攻讨。禁军中匡卫步军，《李重吉墓志铭》载：天成二年，加检校兵部尚书、充匡卫步军郡指挥使。三年夏末，诏公统领本军兵士攻讨定州，至其城下，杀戮契丹，告捷中朝。

概言之，唐明宗北面行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北面行营的成员，主要以唐明宗亲信与元从为主，行营军队也以中央禁军为主；其二，统兵官与军队间的统属关系根据皇帝的诏令临时生成；其三，行营统帅的设置，体现了互相制衡的原则。北面行营组成体现了唐明宗时期中央权力的发展，以及战时状态下唐明宗对于军事的掌控的意愿。

行营制度源于唐前期的行军制度。行军制度的优势在于，唐廷可以根据战争的需要，集中优势兵力，组成大规模的野战军团，形成强大的突击力量，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在唐代行营制度代替了行军制度后，行营运行原则就是确保中央与藩镇之间的平衡。诚如张国刚所论：“由于中央没有一支直接控制的强大军队（神策军只起威慑作用），只有动员地方军队才能对付吐蕃的袭扰和骄藩的叛乱。而分散抽调各个藩镇的行营，每支控制在有限的数目之内，便有效地遏制了某一藩镇的势力膨胀，维持各个地方部队之间的势力均衡。……这一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类藩镇力量配备上的互相制约，这是静态的平衡；一是出征行营兵马基本按均衡的原则抽调，这是动态的平衡。正是这种平衡，保证了在安史之乱后，唐朝相对稳定地维持了一百多年。”后唐明宗时期，中央军事力量虽然有所发展，但以“方镇为国”的后唐政权，延续了唐王朝与藩镇内部以分权控制军事将领的方式，行营运行依然是以维持均衡为主，目的是加强对军事将领的控制。我们通过平定王都叛乱的过程来考察北边行营之运行。

唐明宗首先通过都监等加强对行营的控制。都监源于唐代的宦官监军。唐后期行营军队主要来源于诸镇，由各镇节度使和监军统率，诸镇节度使之上，又设置行营都统、招讨使等统一指挥作战。与之相应，诸镇监军使之上亦设置“都监军使”为总监军，都监正是都监军使之简称。后唐建立后，庄宗在地方重设宦官监军使，行营监军亦由宦官充任。李嗣源入洛后，于天成元年四月下教“罢诸道监军使；以庄宗由宦官亡国，命诸道尽杀之”，改由武臣充任都监。在平乱过程中，行营都监张虔钊与文思使朱弘昭，不断向唐明宗汇报前线的军情，并通过唐明宗以影响王晏球的军事部署。张虔钊、朱弘昭上奏明宗言大将畏怯，于是明宗下诏令王晏球攻城。史称：“朱宏昭、张虔钊切于立功，促攻贼垒，晏球不得已而进兵，遂致伤痍者众。”面对军事失败，行营诸将不敢再言进攻，但明宗仍不断遣使，督促王宴球攻城。

其次，北面行营运行模式影响了征讨王都的总体方略。对于征讨王都的总体方略，王晏球采用“以守为攻”战略，如胡三省所谓“王晏球之攻定州，以持久弊之，此其先定之计也”。天成三年四月庚子，王晏球率军攻打定州并拔得定州北关城。在得知契丹秃馁率万骑入援定州后，王晏球退保曲阳。诱使王都与秃馁合兵来攻，并在嘉山大败其军。王晏球乘胜追击夺取定州西关城，并增修西关城以为行府，采取持久围攻的战略，使定州、祁州、易州三民输税以供军食而守之。这时契丹主又遣托诺率骑千余来援王都，王晏球率军再退曲阳。王都、托诺出军拒战，因契丹所恃者弓矢，王晏球采取突入敌阵、短兵相接的策略，王晏球督厉诸将大破敌军。面对唐明宗不断催促攻城，王晏球依然坚持围困策略，无奈只能带明宗使者联骑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听外兵登城，亦非梯冲所及。徒多杀精兵，无损于贼，如此何为！不若食三州之租，爱民养兵以俟之，彼必内溃”，并且休养士卒，食其三州之赋，悉以俸禄所入具牛酒，日与诸将高会。

王晏球征讨王都的总体战略是以围困为主的防御性策略，其中定州城池坚固是其原因之一，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北面行营运行模式。唐明宗虽然摒弃了唐庄宗时期的宦官监军制度，但其通过设置副招讨使与都监等方式，强化了对北面行营的控御。王晏球虽为招讨使，但其既有副诏讨与监军使的牵制，还需协调行营诸将中的意见，更要不时地应对明宗的军事意见，所以依靠丰富的后勤资源，采取防御策略是***稳妥的战略。故王晏球置办牛酒，日夜与诸将高会，王都之叛终也是由于定州内部投降而平定。

平定王都之乱后，北面行营成为唐明宗构建后唐北部边防体系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战争结束后，唐明宗虽将行营招讨使王晏球解除兵权，但行营的军将却被委任为河北藩镇的节度使，并继续在北面行营效力。天成四年（929）二月，平定王都之乱后，唐明宗以北面行营招讨使、宋州节度使王晏球为郓州节度使，加兼侍中；北面行营副招讨使、沧州节度使李从敏为定州节度使；以北面行营兵马都监、郑州防御使张虔钊为沧州节度使。六月，唐明宗以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兼北面行营招讨使，平乱有功的行营右厢步军都指挥使潘环为北面沿边都部署，负责北边的防御。由此可见，当北面行营成为处置边防的机构时，行营的主要成员依然以唐明宗的亲信为主。因此，战时状态下行营制衡的原则也被运用在边防体系的构建之上，并与唐明宗的对外政策互为照映。

北面行营之运行与唐明宗对外防御政策密切相关。唐明宗对契丹的政策主要以防御为主，并不断强调安民息兵。唐明宗即位之初，契丹军队就不断袭扰后唐北部边境。天成元年八月，幽州奏，契丹寇边。明宗面对契丹的袭扰，主要采取备御之策，派兵遣将以备御，明宗诏齐州防御使安审通率师御之。天成元年十月辛丑，契丹遣使来告哀，言国主安巴坚以今年七月二十七日卒。唐明宗下诏称：“朕近缵皇图，恭修帝道，务安夷夏，贵洽雍熙。契丹王世预欢盟，礼交聘问，遽闻凶讣，倍轸悲怀，可辍今月十九日朝参。”“务安夷夏，贵洽雍熙”是唐明宗对待契丹的主要方针。在唐明宗即位初期，后唐与契丹维持了一段时期和平。史载，蔚州刺史周令武得代归阙，帝问北州事，令武奏曰：“山北甚安，诸蕃不相侵扰。雁门已北，东西数千里，斗粟不过十钱。”帝悦，顾谓左右曰：“须行善事，以副天道。”

之后，后唐虽然与契丹爆发了军事冲突，但唐明宗对契丹却依旧秉持防御政策。天成三年王都之乱爆发，王都求援契丹。唐明宗与契丹之首战——定州之战由此爆发。而定州之战给正在寻求机会南下的辽太宗提供了一个插手中原事务的机会。耶律德光先后派遣奚部秃里铁剌、惕隐涅里衮率军救援王都，但均以失败告终。定州之战后唐大获全胜，“中国之威几于大震”。但唐明宗并未乘机进攻契丹，而是宣布解甲修兵。天成四年二月，明宗《进封王晏球等制》称：“解甲休兵，实归于上将，安民和众，议仗于贤臣。永保令猷，无替朕命。”《进封赵德钧制》称：“朕闻魏绛和戎，始克谐于金石；祭遵征虏，终并息于烟尘。此乃先务柔怀，后申禁暴，明国家之耀德，表藩翰之图功。”两份诏书中不断出现的和戎、禁暴、柔怀之语，是唐明宗备御政策之体现。

唐明宗之所以对契丹实行以防御为主的政策与其即位之初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唐明宗即位之初其所面临的政治形势是“外藩变乱相寻，而内兵亦骄恣特甚”，“内外情势，可忧者甚多，固不容专力一隅也”。故唐明宗施政的重心在于加强内部的集权，对外则以防御为主。在边防军政上，制衡与分权是其边防体系的构建的核心。

在立足于防御的对外政策下，制衡的原则首先体现在北面行营之内。在北面行营的统帅上，唐明宗通过任命来自不同政治势力的行营统帅，来实现行营领导权力的互相制约。赵德钧因为其子赵延寿尚明宗女兴平公主，故尤承倚重，为唐明宗命为北面行营招讨使，但明宗又置北面行营副招讨使以分其权。长兴二年（931）六月，唐明宗以前秦州节度使李德珫为定州节度使兼北面行营副招讨使。李德珫自幼就与明宗追随李克用，在后唐武将中享有一定的声望时谓之“李七哥”。长兴四年（933）十一月，唐明宗又将天平军节度使李从温，移镇定州，兼北面行营副招讨使。李从温为唐明宗之犹子。同时，唐明宗设北面沿边都部署与都指挥使等职，以统帅北面行营的驻屯军队。平定王都之乱后，平乱有功的行营右厢步军都指挥使潘环，为明宗除授易州刺史、北面沿边都部署，《旧五代史·潘环传》称：“会定州王都反，朝廷攻之，以环为行营右厢步军都指挥使。贼平，改易州刺史、北面沿边都部署。”潘环之后，唐明宗又以杨檀等人任易州刺史、北面行营都指挥使之职。唐明宗为了加强对行营的控制，对行营的副招讨使与都指挥使一直在不断更替。需要注意的是，唐明宗虽以赵德钧为北面行营招讨使，但赵德钧在军政上的作为，主要是加强幽州防务。史载，幽州赵德钧奏：“发河北数镇丁夫，开王马口至游口，以通水运，凡二百里。又于阎沟筑垒，以戍兵守之，因名良乡县，以备钞寇。又于幽州东筑三河城，北接蓟州，颇为形胜之要。”赵德钧作为，正是唐明宗制衡方针与防御政策之体现。

在北面行营军队的统帅上，唐明宗通过派遣禁军出戍的方式，以制约赵德钧对行营军队的控制权。北面行营的军事力量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河北藩镇的军队。唐明宗时期，藩镇军事力量虽然有所削弱，但河北诸镇依然具有较强的军事力量。如赵德钧在其管理的幽州就置有契丹直骑兵。二是后唐驻屯河北的禁军。河北唐明宗为了控御河北藩镇与备御契丹，在河北派遣禁军驻屯。后唐禁军主要驻屯在幽、易之间。易州地处太行东麓，南傍易水，西北临蔚州，东北通幽州，东南接雄、霸，西南接定州，是华北平原上的重要枢纽。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与位置，易州一带成为辽军南下的重要交通路径。而驻屯禁军属于中央直辖，藩镇难以有效直接指挥禁军。直到唐明宗统治后期，唐明宗才有意调整屯驻禁军与本地藩镇的关系。长兴三年十月，唐明宗谓范延光曰：“如闻禁军戍守，多不禀藩臣之命，缓急如何驱使？”延光曰：“承前禁军出戍，便令逐处守臣管辖断决，近似简易。”帝曰：“速以宣命条举之。”长兴三年已至唐明宗统治末期，可见在唐明宗统治的主要时期，藩镇难以有效的直接指挥禁军。赵德钧虽然为行营诏讨使，但要指挥驻守北边禁军则需要皇帝的命令。如清泰二年（935），石敬瑭起兵之后，唐末帝令赵德钧率北面行营的军事力量进行平乱。史载，“初，赵德钧阴蓄异志，欲因乱取中原，自请救晋安寨；唐主命自飞狐踵契丹后，钞其部落，德钧请将银鞍契丹直三千骑，由土门路西入，帝许之。赵州刺史、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刘在明先将兵戍易州，德钧过易州，命在明以其众自随”。可见在特殊情况下，有皇帝的诏令之后，赵德钧才能有效地统帅北面行营驻屯禁军。

其次，在边防体系的构建中，基于战略防御和均衡边防力量的考虑，后唐在北边形成了太原与幽州两大边防重心。唐明宗军事政策的原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让京畿以外的地区，出现一支比侍卫亲军更强大的军队。唐明宗如此筹划主要是用来保证中央的安全，并借此巩固中央在王朝中更易控制地区的权力。后唐北部边境由河东和河北两个区域构成。北面行营主要负责河北地区边防，而河东地区边防则由河东节度使所统筹。后唐河北与河东之间，在备御契丹的同时，有互相制衡之意。后唐河东地区以太原为中心戍防体系的形成，与契丹入侵和禁军戍边密切相关。对其形成过程，我们做一简要梳理。

河东地区作为后唐的龙兴之地，在即位之初，唐明宗对于河东的政策，是以安抚耆旧为主。天成元年七月，唐明宗以晋州留后符彦超为北京留守，太原尹就对其言道：“尔为我往河东抚育耆旧。”天成四年，契丹在河北被后唐击败后，南下军事侵扰方向从河北转向河东，河东地区的边防压力逐渐增强。唐明宗派遣禁军出戍河东，并逐步以禁军将领来出任河东北部云、应等州的节度使，以巩固河东的边防。天成四年四月，唐明宗以随驾步军指挥使杨汉章将步骑五千往云朔巡边。六月，唐明宗就以杨汉章为云州节度使。长兴元年十一月庚午，唐明宗就以应州节度使张敬达移云州，以捧圣都指挥使、守恩州刺史沙彦询为应州节度使；以颍州团练使高行周为安北都护，充振武节度使。张敬达与高行周都曾在后唐禁军中任职。如张敬达，字志通，代州人，小字生铁。明宗即位，历捧圣指挥使、检校尚书左仆射。

长兴末年，契丹南下入侵的频率不断增加，河东边防压力进一步增大。长兴三年（932）十月，秦王李从荣奏：“伏见北面频奏报，契丹族移帐近塞，吐浑、突厥已侵边地。”十一月乙酉，明宗复谓侍臣曰：“云州奏，契丹自幽州移帐，言就放牧，终冬不退，其患深矣。”

边防危机迫使明宗需要进一步整合河东的边防力量，以应对契丹的入侵。对于这一问题，唐明宗也所意识，明宗谓范延光、秦王从荣等曰：“契丹欲谋犯塞边上，宜得严重帅臣，卿等商量，谁为可者以闻。”明宗所谓“严重帅臣”，是指统御河东禁军之人。秦王李从荣也上奏称：“伏见北面频奏报，契丹族移帐近塞，吐浑、突厥已侵边地，戍兵虽多，未有统帅，早宜命大将一人，以安云、朔。”终于，唐明宗决定命石敬瑭北行，以经略北方。长兴三年十一月，唐明宗以河阳节度使兼六军都卫副使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兼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

唐明宗以石敬瑭经制河东后，后唐北边形成了太原与幽州两大边防重心。石敬瑭与赵德钧同为唐明宗姻亲，又是其亲信，唐明宗命二人署理边防的同时，又隐含互相制约之意。如清泰三年（936）五月，石敬瑭起兵自立，在与后唐军队交战时，赵德钧北面行营军队给石敬瑭带来严重的军事压力，甚至一度影响了石敬瑭与契丹盟约之事。详言之，石敬瑭起兵后，唐末帝便措置平叛，削夺石敬瑭官爵，令张敬达进军攻讨。由于契丹的应援河东，后唐军队平叛军事进展不利，张敬达等将也遭遇失败。清泰三年九月，唐末帝诏幽州赵德钧由飞狐路出敌军后，辉州防御使潘环合防戍军出慈、隰以援张敬达。十一月戊子，唐末帝又以赵德钧为诸道行营都统，率北面行营的军队平乱。赵德钧的赴援，带给石敬瑭军事压力的同时，也使石敬瑭担忧赵德钧与契丹达成盟约。因为此时赵德钧也欲“因乱取中原”，并厚以金帛赂契丹主云：“若立己为帝，请即以见兵南平洛阳，与契丹为兄弟之国；仍许石氏常镇河东。”幽州赵德钧的介入，使得石敬瑭不得不加重收买契丹的砝码，遂有称儿称臣、输岁币、割让燕云十六州之耻。

要之，唐明宗设置北面行营署理河北边防御，以期实现军事部署上的总体平衡。但北面行营的实际运行中，由于唐末帝时期中央激烈的政治变动以及契丹的突然介入，其军事上制衡的作用逐步丧失。北面行营反而成为赵德钧拥兵谋夺天下的资本。具体而言，唐末帝发动军变夺得帝位后，在北面行营的建设上，承袭了唐明宗的方略。清泰二年二月，唐末帝将定州节度使李从温移镇兖州以振武军节度使杨檀为定州节度使，兼北面行营马步都虞候。五月，唐末帝又以彰圣都指挥使安审琦为邢州节度使兼北面行营排阵使。唐末帝行营都虞候与排阵使的设置有制约招讨使之意。因为安审琦为末帝之亲信，唐末帝领藩镇时就以安审琦为牙兵都校。但石敬瑭发动叛乱后，杨光远、安审琦都受唐末帝之命前去平叛，行营统帅上失去对赵德钧权力的制约。在平叛前期军事失利后，赵德钧请求参与平叛，并乘机合并了行营都指挥使刘在明所统辖的军队。《旧五代史·刘在明传》载：刘在明，幽州人。应顺初，为贝州刺史。明年，移赵州，兼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以军戍易州。清泰末，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引军赴团柏谷，路由易州，取在明军从。

此时，北面行营内部的平衡被完全打破，北面行营成为赵德钧拥兵谋夺天下的资本。随着边防上的平衡之势的打破，后唐政权也难逃覆亡之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