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靠天山、处于两河之交的北庭城（图源：郭物/光明图片）
草原丝绸之路将天山北道与中亚连接起来，伊（州）庭（州）道、碎叶道（庭州至碎叶道）南北贯通，是天山以北的大通道。通道中枢之地北庭，有唐代修筑的影响后世的北庭故城，城址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城北约12公里处。这里曾是金满县、庭州、北庭大都护府的所在地，是唐朝统治和管辖天山北麓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远在两汉时期，北庭地区就建有金满县城，是当时西域车师后国王庭所在地。唐贞观二十年（646）设立庭州，长安二年（702）改为北庭都护府，神龙三年（707）升级为北庭大都护府，先天元年（712）设置伊西节度使，开元二十九年（741）加北庭节度使。绿洲丝路与草原丝路拱卫着千年北庭故城，不仅是天山北麓的军政中枢，也是这一地区多元文化的中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和鲜活的故事。在多民族交融碰撞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西域文明，彰显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文化价值和特殊的时代意义。
草原丝绸之路，通常是指由中国内地经漠北蒙古草原，向西经中亚草原，再向南亚、西亚、欧洲和北非延伸的商贸大通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宁夏、新疆沿草原地带或边缘有大量人类早期岩画文化遗存，包括蒙古国、俄罗斯西伯利亚、中亚诸国类似的文化遗存，折射出一种独特的草原丝路文化信息。草原丝绸之路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形成、发展和繁荣反映了特定时期中国历史的辉煌。其缘起时间早于绿洲丝绸之路，分布的领域更为广阔，考古发掘资料显示，今俄罗斯阿尔泰州乌拉干区巴泽雷克墓中，出土了中国的丝绣之物，时间正当春秋战国时期，草原与中国内地已有丝绸贸易的关系，早期游牧民族充当了草原丝路贸易的中介。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往，早在商代已经存在，其中新疆天山以北的北疆地区，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在‘丝绸之路’这个名称诞生约七千年前，商品贸易就已经在环绕中亚沙漠的绿洲城市和中国之间进行了”。同时，草原丝绸之路，与绿洲丝绸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北庭故城，位于绿洲丝绸之路北道东段，东通长安，西通碎叶，南达西州，北通回鹘，位居于天山北麓交通枢纽，被称之为“八到”之地。北庭—碎叶路，贯通天山北麓丝路北道主干线。《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元史·地理志》《长春真人西游记》及耶律楚材《西游录》等地理古籍都有记载，成吉思汗大军西征时仍走这条通道。元代人笔下的别里八失，即唐代北庭故城。《西州图经》所记西州十一道中，至少有九条通达北庭，有的直达庭州，有的间接通往庭州。地域性通道之外，东通内地有两条大路：一是伊吾道，东汉已开通。一是回鹘路，亦作金山道，为庭州至漠北回鹘牙帐的大路，此路亦可转赴长安。吐蕃占据陇右，河西道受阻，此路成为联结碛西与长安的交通枢纽。《册府元龟》卷九九四，李德裕奏疏中记载：“自艰难之后（安史之乱），河陇尽陷，若通安西、北庭，须取回鹘路去”。回鹘路即是古道，也是安史之乱后西北连接中原的重要通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草原丝绸之路出现了新的称谓，一是草原丝路参天可汗道，一是草原丝路居延道，一是回鹘道。回鹘道，从蒙古高原西部可墩城至伊塞克湖西岸的巴拉撒浑城，便捷者莫过于走天山北麓通道。实际上，这是一条唐朝已经打通的古道，高昌回鹘国的夏都别失八里，即唐朝北庭都护府治所庭州城以东的通道，名为回鹘道；别失八里以西的通道，名为碎叶道。这三条通道与绿洲丝绸之路相衔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过不同的作用。这里即是军事战略要地，也是东西交通必经之地，“北可以治南，南不可治北”，无论汉唐，要稳固地经营天山以南地区，就必须完全控制天山以北起支配作用的游牧势力。这就是北庭特殊的地理位置。
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正是草原丝绸之路与绿洲丝绸之路的交会之地，也是重要通道。西辽耶律大石进驻北庭之前，既遣使致书西州回鹘王毕勒哥，希图借道而过。回鹘高昌王夏都在北庭，冬都在吐鲁番，是耶律大石必须要经历的地方。由蒙古高原可墩城前往高昌回鹘国，其行走的路线既由天山北麓的古道，至高昌回鹘国的夏都别失八里（唐朝北庭都护府治所庭州城）。回鹘王请耶律大石入夏宫，不但宴请，还给送上马匹、驼、羊等，更为重要的是表示愿意成为其附庸。
回鹘道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庭所在地理位置，正当绿洲丝绸之路的主干道上。回鹘道与庭州—碎叶道的衔接，正好是绿洲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的衔接。碎叶，地处丝路北道靠西端，是丝路北道名城。由两大丝路通道的衔接，可以看出通道上北庭故城的地理位置及其多元价值与意义。
（一）庭州古城
《新疆图志》卷八十七《古迹》记载：“北庭都护府古城，在城北二十里。城周四十里，以土墼累城。每墼厚一尺，阔一尺五六寸，居民呼唐王城，亦呼破城子。”北庭故城，规模宏大。依记载看经历了早期的可汗俘图城、庭州、北庭和元代别失八里几个重要时段。《旧唐书·地理志》记载：“金满流沙州北，前汉乌孙旧部地，方五千里。后汉车师后王庭。胡故庭有五城，俗号‘五城之地’。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后，置庭州以前，故及突厥常居之。”《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记载：“庭州，以王庭以为名也。”这里的王庭，应指隋朝以来，一直在可汗浮图城建牙的突厥王庭，而不是汉代车师王庭。北庭故城是由五座粟特城堡演变而来，起初名为可汗浮图，后来又增建四城，合为五城，唐代贞观年间置庭州。实际上，无论指向是车师王庭，还是突厥王庭，都见证着北庭故城的地位和影响力。
北庭故城的形制，是两重还是三重，亦有不同说法。徐松《西域水道记》记载，北庭故城为外城和内城两重。陈戈《新疆考古论文集》载，亦为外城和内城两重。薛宗正《丝绸之路北庭研究》载，北庭故城形制为三重。即认定内城里还有一个小城（即内城），为柔然汗国时代的可汗浮图城。北庭故城形制为内外两重，还是三重城，都说明北庭故城筑城历史之悠久，更替的时段性越多，北庭故城承载的历史文化越是丰厚。
（二）庭州设置与变迁
天山北麓东段是西域古代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汉武帝时期推进了西域开发的历史进程，已纳入中国版图。鲜卑柔然的兴起，创建了历史上头一个草原游牧汗国。可汗浮图城修筑的雏形，成为北庭故城的前身。庭州何时设置，典籍记载时间不一：
一，《唐会要》卷七十三，安西都护府条下记载：“贞观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率众内附，置庭州”。即贞观二十二年（648）置庭州。
二，《唐会要》卷七十八记载：“贞观十四年，置庭州。文明元年，废州置焉。长安二年十二月，（瀚海军）改为烛龙军。三年，郭振元奏置瀚海军。”这里记载瀚海军的设置变迁，但也涉及“贞观十四年，置庭州”事，即640年置庭州。《唐会要》记载亦有抵牾处。
三，《旧唐书·地理三》记载，庭州设置时间在贞观二十年，即贞观二十年（646）设置庭州。
四，《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记载，唐贞观十四年（640），可汗浮图城叶护开城出降，可汗城归唐，唐“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庭州治金满县，汉车师后王庭也。”。这里只记载“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并未说唐贞观十四年（640）可汗浮图城叶护降唐即设庭州。
五，《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五记载：“唐贞观十四年侯君集伐高昌，西突厥遣其叶护阿史那贺鲁屯兵于浮图城，与高昌相影响。及高昌平，西突厥惧，二十年率众内附，乃置庭州于浮图城，置蒲类县属西州，后改属庭州。”这里的逻辑概念是清晰的，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后，二十年（646）西突厥内附，始设庭州。
由上看来，庭州设置时间先后相差数年。以设置背景看，是唐朝收复高平之后，可汗浮图城叶护降唐，且以可汗浮图城设置庭州。依《旧唐书》《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庭州设置时间在贞观二十年（646）应该是合理的。唐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二十年（646）西突厥以其地来降，始置庭州，中间有一个过程。庭州设置的关键节点，是西突厥内附之后，而不是高昌平后即设庭州。
庭州设置后，下属金满、蒲类（咸通七年改为后庭）、轮台、西海四县。庭州汉人主要由官员、士兵及随军家属、农民和手工业者三大类人群组成，也有少量商人。其来源主要有三：一是高昌国故境的汉人，二是由内地徙边的汉民、汉军家属，三是由内地流放的大批遣犯，是当时西域较大的汉人聚居区。此后，北庭的军政机构设置仍呈上升趋势。龙朔三年（663），唐朝创建了一个以庭州为治所的管理天山北麓的汉军府——金山都护府，主管以庭州为中心的天山北麓东段。设置背景，是以龙朔二年（662）吐蕃开始将手深入西域，西域形势一度逆转。金山都护府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却是北庭都护府成立的先导。北庭都护府创设于武周时期，《资治通鉴》卷二〇七记载：“（长安二年）十二月戊申，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金山都护府罢置十余年后，武则天重置汉军建制北庭都护府，以加强天山北麓地区边防实力。北庭成为西路军大本营，战略地位日益突出。
神龙三年（707），北庭大都护府创立，是北庭都护府的更高层级，其设立在中国西陲军事建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北庭大都护府设立，阿尔泰山南麓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二是天山南北设置两个大都护府，安西大都护府治于天山南麓的龟兹，北庭大都护府治于天山北麓庭州，两大都护府分治天山南北的军事格局形成。“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势，使不得并力东侵”。只是北庭大都护建制存在的时间仅为十年，开元四年（716）又恢复了北庭都护府的建制，直到安史之乱以后。其后，北庭都护府加伊西节度使称谓。《唐会要》卷七十八载：“先天元年十一月，史献除伊西节度使兼瀚海军使。”再往后，就演变为北庭道。
（三）北庭故城城址
北庭故城城址有两说，一是陈戈先生之说，古城位于吉木萨尔县城北约12公里，名“后堡子古城”。二是薛宗正先生之说，北庭故城即今吉木萨尔“护堡子古城”。二说虽一字之差，但可看出地名发展演进过程中因读音变化而形成的地名称谓之变化。“护堡子”是古地名，徐松（1781—1848）降职新疆时，实地考察并撰写了名著《西域水道记》，在记录金满残碑内容的同时，留下了北庭故城所在的地名，“保惠城北二十余里地，曰护堡子破城，有唐金满残碑碑石”。清人王树枏纂修、朱玉麒等整理的《新疆图志》卷一记载：“吉木萨城北二十里护堡子有古城，俗谓唐城遗址，而金满县令唐碑即出此地，其为唐都护府治所无疑也。‘护堡’，即‘都护府’之沿称”。《新疆图志》卷六十四《山脉六》引《西域传补注》记载：“金满县又改后庭，北庭都护治也，元于别失八里立北庭都护元帅府，亦治于斯，故城在今保惠城二十余里，地曰护堡子破城，有唐金满县残碑”。“后堡子”是今地名，由“护堡子”到“后堡子”，可以看出地名传承的过程。“破城子”也是北庭故城的名字，应该源自民间。城池年代久远，坍塌毁圮，以破城子概而得名。
《新疆图志》卷一记载，唐代设置安西、北庭，以制诸蕃。设置北庭都护府以监北道。《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后，置庭州及金满、轮台、蒲类三县”。庭州设立的同时，设立了州治属下县治，地方政权建制出现。武则天时期，设立北庭大都护府。《新唐书·地理四》记载为四县：金满、轮台、后庭、西海。县治记载不一。《新唐书》里的后庭县，即《旧唐书》里的蒲类县，为唐贞观时期设置。其后，虽有蒲类县改后庭县的记载，但《旧唐书》《新唐书》分别以三县、四县建置来表述，可能一度有过四县设置的经历。地处草原丝绸之路要道上的北庭，其军事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四）北庭故城的尾声
《旧唐书·吐蕃下》记载：“（贞观）六年，吐蕃陷我北庭都护府……北庭之人既苦回纥，是岁，仍举城降于吐蕃。沙陀部落亦降焉。北庭节度使杨袭古与麾下二千余人来奔西州，颉利迦斯不利而还。”至此，天山北麓名城重镇——治理碛西东部地区的军政中枢北庭城，于790年完成了使命。唐朝势力退出后，回鹘一度收复北庭，直到元代。北庭故城的存在，下限止于明永乐十六年（1418），此后逐渐变为荒凉的废墟。
吉木萨尔后堡子，是世人公认的唐北庭都护府古城，后人也看到过不少文化遗存。《新疆图志》卷八十七《古迹》记载：
其中《西域水道记》：“济木萨，即西突厥之可汗俘图城，唐为庭州金满县，又改后庭县，北庭都护治也。”遗址尚存，相传李卫公德裕所筑。《槐西杂志》谓：“城中一寺，已圮尽，石佛腰以下陷入土中，犹高七八尺。铁钟一，高出人头，四围皆有铭，锈色模糊，一字不可辨识。惟刮视字棱，相其波磔，似是八分书耳。”
由《新疆图志》记载可见，庭州古城文化积淀丰厚。现代考古，对北庭故城遗址有数据测量。北庭故城范围很大，略呈长方形，有外城和内城两重。外城南北约1530米，东西约900米，周长约4780米。内城南北约920米，东西约620米，周长约3110米。城墙夯筑。每个城角都有角楼遗迹，每面城墙都有密集的马面。城墙中部开城门，名城北墙城门保存完好，为瓮城门，内城北墙城门也较完好。近乎二百年前，北庭故城已经被学者发现。在考古学者眼里，北庭故城构筑为夯筑，长方形建筑样式，城墙有角楼、密集的马面和瓮城。修建时间为唐代，延续使用至元代。
明初以来，北庭城逐渐荒废，但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设置了济木萨巡检。乾隆以后，谪戍新疆的学者开始考察和关注北庭故城。乾隆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1768—1771），纪晓岚（1724—1805）流放乌鲁木齐时，曾考察过时称为护堡子、破城子的北庭故城，在其《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记》中记载，北庭故城“周四十里”，城池规模宏大。城中还发现了一座佛寺，“寺已圮尽，石佛自腰以下陷入土，犹高七八尺。铁钟一，高出人头。四围缘有铭，锈涩模糊，一字不可辨识，唯刮视字棱，相其波磔，似是八分书耳。”皆为丰富的文化展示。
乾隆四十九年（1784）成书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记载，乾隆四十年（1775）古城中出土了两方石碑。一方是“金满县碑”，成为北庭古代文明重新发现的历史前兆。唐代金满县、庭州、衙北庭都护府建制，虽然在建制级别上有较大层级的差异，但却同治一城，说明护堡子破城废墟就是唐北庭故城遗址。清代人徐松（1871—1848）考察过北庭故城，1821年成书的《西域水道记》，记录了“金满残碑”的大小、形制及其残碑碑文。千年文物。见证了北庭故城的历史。
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要求全国各县编写乡土志。《孚远乡土志》同样记载了古城的信息，“县城之北三十里有破城子，城垣残缺，形迹犹存。相传唐时征西，筑城故址。同治初年，尚有破铁钟在焉，半埋土中，半露地面，大唐年号，点画犹明，殆后被土人击碎入炉，铸为农器，销毁无存。”清代地表还能看到唐代遗物。
此外，元代人的笔记里也记载并留下过与北庭相关的文化。《新疆图志·金石》里亦有记载。一是龙兴石刻。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里记载：“‘北庭端府有龙兴西寺二石刻在。’案：端府，即都护府之合音，石刻久亡”。二是《瀚海军碑》。耶律楚材《西游录》里记载：“‘金山南有回鹘城，名别石把。有唐碑，所谓瀚海军也。’案《唐书·地理志》：‘武周长安二年，于庭州设北庭大都护府，以诸蕃州都督改为北庭，并立烛龙军。明年，改瀚海军，与庭州同城’。别石把，即别失八里，亦作伯什巴里。突厥语伯什，华言五也；巴里，华言城也，即回鹘五城之地。今碑已亡”。
《西域水道记》记载了“金满县残碑”的形制：“保惠城北二十余里，地曰护堡子破城，有唐金满县残碑，碑石裂为二，俱高八寸，广六寸。一石七行……其中第四行‘（阙一字）惠敬泰摄金满县令’。案，碑已无存”。其中金满县令碑虽无存，但却记载着曾经的金满县制的存在。《西域水道记》还记载有“元造像碣”。《西域水道记》载：“护堡子破城有元造像碣，石上截作番字，下截刻僧像，疑是元时所造。今已无存”。同时，还发现了元代造像碑。
《新疆图志》所记载的北庭故城及其周围出土的各类文化实物，或碑刻，或佛造像等，都说明唐代北庭地位的重要和文化的繁荣。清代乾隆以后，北庭故城陆续被学者们发现并有相关考察文字记载传承下来，包括西方探险家斯垣因的考察。前人考察十分精细，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
北庭快速发展缘起于唐代，唐代是古代移民相继迁入北庭的重要时期。“庭州治下的西、伊、庭三州诸县是西域汉人很大的聚居区……随着汉民族数量的增加，北庭三州又演变为西域汉文化的中心，并开始向周邻地区及共处诸族辐射”。《通典》卷九十一记载，金山都护府设立以后，“每岁调内地更发千人镇遏焉”。唐代儒学在庭州，传统典籍已奉为国学。移民人群不断徙入，文化建设亦随之跟进。具体表现在：
首先是传统文化的传播。早在高昌国时期，王宫中已绘有孔子的大幅画像，传统汉文化已传入这里。一是吐鲁番出土了高昌国时期《孝经》残片，二是阿斯塔那222号墓出土了唐写《礼记》、郑氏注《檀弓》篇下残卷，三是阿斯塔那27号墓出土了《唐经义〈论语〉对策残卷》。出土文献，印证着唐代庭州传统文化的繁荣程度及其在高层的文化普及。“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藩王能汉语”（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花门将军”，即节度使幕府中的少数民族将领；“叶河藩王”，指西域少数民族首领，大家都能用汉语交流，尤其是少数民族将领对汉文化的接受。
其次，是传统医学在庭州的运用，即汉方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及其独特实践，包括药物、针灸等。北庭三州（西州、伊州、庭州）就是汉方医学传承兴盛的地区，高昌郡、高昌国时期，如同传统文化一样，汉方医学已经传入。《神农本草经》，是我国古老的药书之一，其中收录的葡萄、胡麻原产地在西域，说明西域的这两种植物早已传入中原，而内地的汉方医药亦传入西域。阿斯塔那33S号墓出土了《唐人写咳嗽等病药方》，内容相当完备。
此外，辽朝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影响是深远的。奇台县，位于新疆东北部，地当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东南缘，是阿尔泰山进入天山北麓草原丝路的重要通道。“奇台”得名，即由“契丹”之谐音转换而来，当为西辽之重镇，可见西辽时期草原丝路之影响。
第三，佛教文化之兴盛。依《新疆图志》记载看，环北庭故城还发现过不少佛教文化遗存，说明北庭宗教文化十分兴盛。《西域释地》记载一个故事：说济木萨西南十余里，有千佛洞。洞中有“大佛卧其中……洞中铜佛像尺余至三五寸者甚多，不知何代所供养也。”清乾隆时期发现的吉木萨尔千佛洞，位于县城西南5公里处天山余脉前山丘陵地带的台地上。缘于千佛洞造像洞窟，还缘引了宋人王延德《高昌行记》里的故事：“时四月，师子王避暑北庭，邀延德。凡六日，至北庭，憩高台寺。明日，遍游境内佛寺，有曰应运泰宁之寺，贞观十四年造。”此洞窟亦唐时遗址也。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里记载：“北庭端府有龙兴西寺二石刻在。”《西域水道记》还记载了“元造像碣”。《槐西杂志》谓城中寺“已圮尽，石佛腰以下陷入土中，犹高七八尺。”唐代北庭地当丝绸之路要道，宗教文化在这里驻足融汇。不仅地面佛寺大批兴建，佛教教理学亦有长足的进步，石窟寺的开凿遍及深山幽谷，汉传佛教出现了高度繁荣的局面。北庭故城遗址重要的附属建筑西大寺，是我国唐、宋、元时期的一座佛教遗址，它的传承发展，说明北庭佛教文化兴盛程度。
第四，岑参与北庭文化。岑参（715—769），江陵人，出身于将门世家，唐朝贞观年间宰相岑文本曾孙。曾先后佐幕于名将高仙芝和封常清帐下，两次进出西域，其中第二次佐幕时间长，驻幕地在北庭、轮台，写下许多传诵千古的名篇，为北庭、轮台留下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如《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写了唐军出师的宏大场面，记载了唐代西域自然环境及气候特点等。对于北庭来说，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包括粟特文化、突厥草原游牧文化。在大力开发旅游文化的今天，唐代有名文人视野中的文化，成为独特的地域文化的看点。
2013年，北庭故城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北庭故城遗址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关键节点，北庭故城见证了唐朝对西域的特殊而有效管理；这条通道上的古代商业贸易的繁荣兴盛，也见证了新疆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丝路文化北庭故事依旧鲜活。从这些意义上讲，文化遗产保护任重道远，遗产开发利用更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