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商贸、民俗活动为纽带，蒙汉等民族之间建立起广泛的社会交往，北疆各民族之间交流融合的局面逐渐形成。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北部边疆与内地的风俗习惯互相渗透，由经济上的相互补充发展为文化上的认同融合。
万里茶道又称“中俄茶叶之路”，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万里茶道是指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条从中国武夷山至俄国圣彼得堡的贸易之路；狭义的万里茶道是指从张家口大境门出发，通往库伦（今乌兰巴托）并延伸到俄国的贸易之路，也被称作“张库恰国际商道”。万里茶道不仅是清代中国的商贸通道，也是各民族交流融合的媒介，为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挥了重要作用。
万里茶道大致形成于17世纪中后期，沿线覆盖200多个城镇，是继汉代古丝绸之路后一条联结中欧的陆上“丝绸之路”。万里茶道全长约1.3万公里，起自福建崇安（今武夷山），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直隶，向北进入草原后从伊林（今二连浩特）进入今蒙古国境内，穿越戈壁后经库伦抵达当时的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继续向北进入俄国境内，然后由东向西延伸，依次经过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秋明、莫斯科、圣彼得堡等10余个俄国主要城市。一方面，万里茶道是连接中国与俄国的重要线路；另一方面，其在国内的部分，亦是沟通中国南北方的大通道。
万里茶道由清代晋商很早开辟。清人衷干在《茶市杂咏》中记载：“清初茶叶均由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晋商是万里茶道上很活跃的商人群体，清军在哪里驻防，他们就到哪里贸易，“可以说是商随军行，军赖商供给，商靠军生理，相互依存，互济为命”。有名的山西商号“大盛魁”就是这种随营贸易而兴起的晋商代表。
万里茶道以驿站和驿路为基准，其中有水源及定居人口分布的驿站，不仅为商人行进提供物资保障，也为开展商业贸易提供条件。万里茶道的具体线路并不是固定的，清代设置的驿站仅是茶道的大致线路，商人会根据具体情况调整行进路线。因此，只要是向北通往蒙古或俄国的商贸路线都可以纳入万里茶道的范畴。在辽阔的蒙古草原上，交织分布着10余条主要线路，若将通往俄国的所有线路都算在内，则可达百余条。
万里茶道虽名“茶”，往来贸易却不止于茶。特别是在万里茶道的中转核心区域——今内蒙古南缘一带，作为农耕与游牧的过渡区域，商贸活动丰富多彩、活力十足。
一般来说，边疆民族地区距离内地较远，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往往需要依靠内地补给，进而在经济上与内地形成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密切关系。从南方运来的茶叶、棉布、瓷器、药材、丝绸等商品，相当大一部分是在蒙古草原上直接销售，不仅丰富了当地居民生活，还促进了商业发展。万里茶道在带动沿线城市发展的同时，也促成一些新城市兴起，使得大批内地人前往蒙古地区从事运输、旅店、建筑、食品、缝纫等行业。
清代蒙古地区的传统商业城市以张家口（东口）与归化城（西口）为典型。张家口处于长城要隘，北通蒙古草原，南达幽燕，东连承德，西接归绥，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清代以来中国北部边疆很大的商埠之一。清初，张家口即被指定为内地对蒙贸易地。《蒙古志》载：“蒙古贸易，向有定所。国初令喀尔喀于张家口、古北口贸易”。张家口的商业活动显著推动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清人钱良择记述道，张家口“商贾辐辏，居然都会。自明时岁受蒙古之忧，逮我朝满汉为一，蒙古诸色人等出入贸易如一家人，故其民安业，日以繁庶”。归化城东与察哈尔相接，南与山陕两省毗连，西连宁夏，北通外蒙古，交通十分便利，聚集大量商户。归化城商业发达，形成许多行会组织，因而“向有十二行”之说。至民国时期，归绥地区“各业商人，归、包两市外省籍的较多，山西人占十分之六，以粮业、钱业为主；河北、天津人占十分之二，以绸缎、洋货业为主；本地商人占十分之二，分布在各业，以茶饭业为多，只是资力微薄，营业无大发展。萨拉齐商人本地与外籍各占半数，其它各县本地人占十分之七八，其余为山西籍商人。归、萨、包、托回族商人占百分之六七，多数从事牙侩、屠宰、饮食各业”。
图为清末张家口的忙碌景象，展现了内地与蒙古地区贸易的繁荣。引自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编，李艳阳主编：《内蒙古自治区万里茶道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218页
包头则是新兴城市的典型代表。包头原是萨拉齐县的一个小市镇，由于商业发展迅速，成为商业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归化城的商业功能。以牲畜交易为例，除传统交易地点归化城外，包头和可可以力更也成为新的销售地。民国之后，包头成为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重要商贸中心，据载：“现在商务……以包头为总汇之区，宁夏较次，其余平罗、石嘴、磴口、五原、托城又次之。”大青山以北地区也有一些因万里茶道而兴起的商业中心，百灵庙即是规模较大者。百灵庙是草原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为“赴外蒙及新疆孔道，南达绥远省归绥县，西南可通包头，均绥省的重要之区域”。百灵庙可分为宗教、政治、商业三个区域，在商业区内，“店肆约廿，主伙均山西大同人，老者已有一二百年历史……蒙人交易，多以货为借贷，每届年终，即出外收账以牛羊马匹偿还……除商号外，另有三四人一组之行商百余组，来往各包营业”。
除此之外，归化城和库伦之间交通便利的驿站周边地区，也形成了城镇商业中心。四子王旗是万里茶道上的重要中转站，是归绥通往库伦的必经之地。建旗后，旗王府所在地成为该地区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中心，带动了周边经济发展。山西、直隶及归化城等地的肩挑商贩及旅蒙商，来到可可以力更、乌兰花和科布尔、王府、大庙等地经商，用内地的盐、茶、烟草、丝绸布匹、宗教用品等，换取驼、马、牛、羊及各类皮货。至民国时，四子王旗的商业更加繁荣，“来自归绥、包头、张家口等地的商贾逐渐增多。仅归绥对该旗贸易商号就达38家，包头8家”。
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在交往与碰撞中走向融合。其中，经济交往对于各民族的交流融合意义重大。可以说，没有经济的持续发展，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各民族和谐共存就是一句空话。万里茶道上的商业活动将清代以来北部边疆各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
以庙会为例，在实现交易的同时，庙会还具有重要的社交功能，可以吸引周边地区甚至较远地区的人群来到同一地点。如包头刘宝窑村的龙王庙，庙前有一座戏台，每年农历六月十七、十八、十九由城内戏班演戏三日。该村每年定期的表演，是包头很热闹的会戏，“包头城内的四五百辆轿车，完全赴该村‘赶会’，附近各村中之牛车马车，亦不在少数，人山人海，极盛一时，其热闹可知”。又如，清末喀喇沁王府附近每年都有戏剧表演，由热河的表演者表演三四日。届时，周邻地区各族男女老少都会前来看戏，商贾也涌入其中贩卖商品。
以商贸、民俗活动为纽带，蒙汉等民族之间建立起广泛的社会交往，北疆各民族之间交流融合的局面逐渐形成。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北部边疆与内地的风俗习惯互相渗透，由经济上的相互补充发展为文化上的认同融合。清末民初，内蒙古部分地区的民族融合已很深入，如归化城附近䳄䳓村，“本村当然亦为蒙人之故土。现时在本村居住之蒙人，虽不能考其远祖是否即为本村之土著，但近数世以来即在本村居住。其一切语言、服饰，与汉人几无差异，早已易游牧而事稼穑……至于男子，不知者，几不能辨孰为蒙、孰为汉也。以故，汉、蒙之间，鲜有畛域之分”。蒙古族日常生活的变化也较为显著，《归绥县志》载，“蒙古游牧为主，初多肉食，近以汉民北耕，亦甘食五谷。然仍不习农业，（其）饮食起居，与内地民人无异”；“城乡房屋，概从朴素，多数皆土平房。室内设土炕，与火灶通，故其炕暖。窗多开，以通空气”。无论是语言文化还是生产生活，蒙汉等民族深度交融，形成相互依存且不可分离的命运共同体。
北部边疆自古即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以来，万里茶道不仅增强了北部边疆与内地的经济交流，还推动了各民族的交融，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