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创立《文苑传》，正处于私修国史风气盛行的南朝。范晔“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说明他修撰《后汉书》时，充分体现了一位史学家自我所持的史学观念。他首创《文苑传》，更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对这一类群体的理解与书写，体现的是史家的自主意志。范晔《文苑传》的体例及理念在南朝并没有得到史学家的热烈回应。沈约《宋书》就没有《文苑传》，而萧子显《南齐书》称为《文学传》，倒是北齐的魏收撰写《魏书》时沿袭范晔的史学观念，设有《文苑传》。

隋唐时期，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再次出现，史书的修撰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在史学领域得到呈现。开皇十三年，隋文帝下令“人间撰集国史，藏否人物者，皆令禁绝”，不再允许私修国史，从此修撰国史是国家权力，体现的是帝王意志。李唐甫一立国，便十分重视史书的修撰。武德五年，李渊接受令狐德棻的建议，下诏撰修前朝国史，曰：“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为示重视，唐初便确立了由宰相监修国史的史馆制度。史馆制度开启了国家统一意志控制下的史书修撰，以后历朝修史大体沿袭了唐朝的史馆制度。自范晔《后汉书》后，设有文苑传的正史中，除了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魏书》为唐前撰著，其他皆是在国家史馆体制确立后大一统意志下的产物。其中《晋书》《北齐书》《北史》《旧唐书》《宋史》《明史》设有《文苑传》；《梁书》《陈书》《隋书》《南史》《辽史》设有《文学传》。在唐初所修“八史”中，只有《周书》没有文苑传，其中有三部设为《文苑传》，四部设为《文学传》。除《新唐书》与《金史》设为《文艺传》外，后世史书关于文苑传的体例基本上沿袭唐初史例。《文苑传》《文学传》《文艺传》虽然仅一字之差，但内涵不同，呈现了史官在史传修撰中“文学”观念的差异。

“文学”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先进》载“孔门四科”，邢昺在《论语疏》中释“文学”为“文章博学”。就《论语》而言，此“博学”之重点应该是儒学。《荀子·王制》亦言：“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此处所言“文学”与“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并列，而庶人之子弟“积文学”可以“归之卿相士大夫”，可见此“文学”也侧重于“儒学”。从历代正史《文学传》来看，史官的“文学”观念体现了“文章博学”之义，但不再侧重于儒学。在《后汉书》中，范晔将《文苑传》与《儒林传》并列，说明在范晔的文学观念中，“文学”之义已经脱离“儒学”的范畴。这一修史观念为后世撰修文苑传的史官接受并传承下来。历代史书的文苑传有一个共性，即文苑传紧跟在儒林传之后。将儒林、文苑并列，并非范晔新创，而是渊源有自。《史记·儒林列传》载汉武帝时“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汉书·宣帝纪》载汉宣帝《封丙吉等诏》云：“及故掖庭令张贺辅导朕躬，修文学、经术，恩惠卓异，厥功茂焉。”这种“文学”观念在史传撰写中非常明确，呈现了文苑传书写的理念与特色。

后世史官书写文苑传的心态已与范晔不同。范晔本人是抱着“耻为文士”的心态修撰《文苑传》的，一方面，他固然看到了东汉以来诸体文章的发展与文士创作的兴盛，作为一位史家，其对文学的敏锐与责任感促使他创立《文苑传》；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热衷于追求政治功业的士大夫，他又认为此类人物并不值得推崇或追慕。萧子显撰写《南齐书·文学传》的心态已全然不同。《南齐书·文学传》“史臣论”开头就说“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并对汉末以来各种文体的创作与发展进行了高度概括，提出文章“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文学进化论。萧子显这篇“文学传论”，是其站在史学的高度对整个时代文风的审视与评判。然而与“史臣论”不同，《南齐书·文学传》对文士的书写却呈现了另外一种风貌。撰者在叙述传主生平之后，并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体例来记载传主的文章成就。《南齐书·文学传》中列正传10人，其中有以史学著称者，如檀超掌史职，与江淹同修史书；丘巨源辅助徐爰撰国史；王智深撰《宋纪》；崔慰祖撰《海岱志》；王逡之熟知礼仪，撰《世行》；祖冲之熟悉历法、擅长制造欹器，“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注《九章》，造《缀述》数十篇”；贾渊则以谱学知名，“撰《氏族要状》及《人名书》，并行于世”。此7人皆非以文章著称。附传7人，其中仅王珪之有史学成就，撰《齐职仪》；其他人物或言“文集行于世”“文章传于闾巷”，或完全不提及其文章成就。可见《南齐书·文学传》中“论”与“传”的书写呈现疏离状态。“史臣论”是对“文章”进行宏观的理论总结，而“人物传”则聚焦于各种“学术”。萧子显的《文学传》具有“文章”与“博学”双重内涵。

那么，在大一统官方思想及史学体系中的“文学”观念又是怎样的呢？就唐初设立《文学传》的四部史书而言，萧子显《文学传》中呈现的“文学”内涵得到了史官们的积极响应。不过，与之不同的是，唐代史家在史序及史论中特别突出“文”与“学”二字。如姚思廉《梁书·文学传序》：“今缀到沆等文兼学者，至太清中人，为文学传云。”《陈书·文学传序》：“今缀杜之伟等学既兼文，备于此篇云尔。”魏徵等《隋书·文学传论》评议所叙文人：“然其学涉稽古，文词辨丽，并邓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矣。”尤其是《隋书·文学传序》对南北朝时期南方与北方文风之差异、文学之得失进行历史观照，实质是一篇史官站在历史高度探讨“文章之学”的论文。李延寿《南史·文学传》对“文学”的理解也深受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的影响，《南史·文学传论》更是直接摘引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中的成句编辑而成。据此可知，相对于萧子显在“文学传论”中侧重于“文章”，唐初史家的“文学”观念更强调“文”与“学”并重。而在人物传中，唐代史官则继承了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的传统，重点突出传主的学术成就。如《梁书·文学·刘昭传》主要记载其史学成就，传后载其有“《集注后汉》一百八十卷，《幼童传》十卷，文集十卷”；同书《周兴嗣传》后载：“所撰《皇帝实录》《皇德记》《起居注》《职仪》等百馀卷，文集十卷”；《吴均传》后载：“均注范晔《后汉书》九十卷，著《齐春秋》三十卷，《庙记》十卷，《十二州记》十六卷，《钱唐先贤传》五卷，《续文释》五卷，文集二十卷”。以上诸例皆可见史官更重视文士的史学成就，故详列著作题名与卷数，于文辞之作则以“文集”多少卷略为提及。可见在关涉文士生平成就时，相对“文”而言，姚思廉更重“学”，尤其重视史学。再如李延寿《南史·文学传》，正传与附传共有50位传主，其中23位传主罗列其学术著述，其他传主则以“文集行于世”收束全文。《陈书》《隋书》中的《文学传》亦基本不出此史例。

《宋书·隐逸·雷次宗传》载，元嘉年间官方开设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学并建。此处“文学”已具有文章专门之学的含义。设立《文苑传》的史书，其所呈现的文学观念更侧重于“文”，换言之，更接近刘宋学术观念下的“文学”。如房玄龄等撰《晋书·文苑传》“序”“论”“赞”时，皆从文章创作的角度盛赞两晋文风“遒文绮烂”“缛藻霞焕”之成就。《晋书·文苑传》对传主的书写也常录入作品全文以构成传记主体。《晋书·文苑传》正传载录17人，其中有9位传主的传记录入作品全文。史官不避繁琐，即便是长篇巨制也全篇记录，如成公绥的《天地赋》、王沈的《释时论》、袁宏的《三国名臣颂》、伏滔的《正淮论》上下篇、李充的《学箴》等，而于传主的履历事功则以廖廖数语简述之。有些传记则以传主最负盛名的文章之创作及传播历程为主体，最典型的是《左思传》。史官对左思的叙述，主要围绕《三都赋》的撰写与流传来结构全文，重点记载左思撰写《三都赋》的创作过程，以及左思向皇甫谧求序，张载为其注《魏都》，刘逵为其注《吴都》《蜀都》并序，卫权为其赋作《略解》并序诸事。整部《晋书·文苑传》仅有《袁宏传》后载有其撰述的《后汉纪》及《竹林名士传》，以示其史学贡献。

唐初所修《北齐书》《北史》中的文学观念受《魏书·文苑传》影响较大。李延寿在《北史·文苑传序》中提到自己撰写此类传时，是在《魏书》《北齐书》《隋书》基础上进行取舍的。《北史·文苑传论》全文引自《魏书·文苑传》的“史臣曰”，其《文苑传序》中的核心观念则摘引自《北齐书》，三史“文苑传序”中呈现的文学观念基本相同。与《晋书·文苑传序》一样，这三部史书体现了“文”的独立性。由于北朝文学的发展相对薄弱，三部史书《文苑传》对文士的书写相对简略。除少数几个富有文名的文士如温子昇、王褒、颜之推、许善心之外，其他文士的传记仅撰生平行略，文学成就则乏善可陈。三史的撰著体例也同《晋书·文苑传》，绝少在传文后罗列传主的学术著作。《旧唐书·文苑传》《宋史·文苑传》《明史·文苑传》在撰著体例上皆与唐初所修史书类似。《旧唐书·文苑传》正传传主62人，传后列举学术撰著者仅5人。《宋史·文苑传》正传传主71人，传后列举学术撰著者19人。《明史·文苑传》正传传主60人，其中列举学术著作者仅5人。从以上可知，相较于各史中的《文学传》，撰修这几部《文苑传》的史官接受了刘宋时期的文学观念，史官在选择文士入传、记叙文士生平事迹时，突出的是他们在文辞创作方面的成就，而非学术成就。

至于设立《文艺传》的史书只有《新唐书》与《金史》。《新唐书·文艺传序》解释此名曰：“夫子之门以文学为下科，何哉？盖天之付与，于君子小人无常分，惟能者得之，故号一艺。”视“文”为一艺，故名之。纵览《新唐书·文艺传》，传中多夹杂史官对唐代作者及诗文的评价，如在《杜甫传》后，插入一段“赞曰”，以评价从初唐到李、杜诗歌的发展成就；在王、杨、卢、骆传后，引崔融、张说对“四杰”的评论，以及张说、徐坚讨论当时文章的观点；在《宋之问传》中插入史官对建安以来诗歌声韵发展的议论，以突出宋之问在诗歌史上的贡献。史官在《文艺传》中一再打破修史体例，体现了他们借此对文坛进行评价的倾向。元代脱脱主持撰修的《金史》，因为没有设立《儒林传》，故其《文艺传》将文士与儒士皆涵括在内。《金史·文艺传》亦为在书法、绘画、音乐等技艺方面负有盛名的人物立传，进一步拓展了文苑传的范畴。

纵观历代文苑传，从范晔宣称“耻为文士”到后世史官对文士群体的书写笔法，都呈现出整个社会评判文士群体时具有一种相当复杂的心态。这种心态可以通过文苑传对“文士”与“文人”这两个称呼的选择上得到管窥。

《韩非子·六反》列举“世之所誉”之“六民”，其二是“文学之士”：“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陈奇猷曰：“文学之士，指儒、墨言也。盖儒、墨以多读书见称。孔子以五经教弟子，墨子读百家春秋。故《显学篇》谓儒、墨之徒藏书策、服文学也。”韩非子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对儒、墨两家的学问极为鄙视，他在《六反》中说“文学之士”为“世之所誉”，是对当时这种社会现象的批判与讽刺。其《五蠹》更是严厉批评“儒以文乱法……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可见在百家争鸣的时代，“文学之士”是一个有争议的群体。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儒士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身份。司马迁在撰修《史记》时设立《儒林列传》，即是明证。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自汉武帝接受公孙弘的建议开设官学、置博士官之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此处“文学之士”显然是博通儒学者的美称。自《史记》之后，共有17部史书设有《儒林传》（或称《儒学传》）。至范晔将文士群体纳入史传，文士与儒士的社会身份开始在史学层面得到明确分化。

自东汉以来，文章兴盛，诗文作品繁多，关于诗文创作的理论探讨也越来越系统而深刻，出现了诗文的总集和别集。西晋挚虞编有《文章流别集》，又有《志》《论》，其《文章志》即是文人小传。章学诚认为，“晋挚虞创为《文章志》，叙文士之生平，论辞章之端委；范史《文苑列传》所由仿也”。可见范晔在《后汉书》中首列《文苑传》顺应了文学发展的历史潮流。又因为范晔的编撰理念，使“文士”一词成为擅长文辞而事功不显这类士人群体的专称。事实上，不论是称为“文苑”“文学”还是“文艺”，此中人物既然以擅长文辞而著称，在社会身份上已无法与儒士并称。唐初史官也将一些文学之士尊称为“文儒”。吴兢《贞观政要·崇儒学》：“太宗初践祚，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弘文馆的文儒不仅仅是擅长辞章，更主要是经学名家或治国良才。唐初史官也多次使用该词，如《晋书·儒林列传》：“逮于孝武，崇尚文儒。爰及东京，斯风不坠。”《南史·宋本纪》：“帝聪明仁厚，雅重文儒，躬勤政事，孜孜无怠。”以上文儒皆指擅长著述之儒士。但是《周书·齐炀王传》说：“自两汉逮乎魏、晋，其帝弟帝子众矣，唯楚元、河间、东平、陈思之徒，以文儒播美。”此处所言楚元王刘交、河间献王刘德，二人皆重儒学，也颇有儒学造诣，确可称为文儒。东平王刘苍、陈思王曹植，二人皆以辞章著称于世，于儒学造诣鲜有所闻，而史官亦将二人称为“文儒”，可见此尊称并非因为二人有儒学造诣，而是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即以文辞著称且社会地位尊贵者应该尊称为“文儒”，不能视之为普通的“文士”。这一理念亦体现在历代文苑传的修撰中。《北齐书·文苑传序》：“自邢子才以还，或身终魏朝，已入前史；或名位既重，自有列传；或附其家世；或名存后书。辄略而不载。今缀序祖鸿勋等列于文苑者焉。自外有可录者，存之篇末。”《旧唐书·文苑传序》：“若隋珠色泽，无假淬磨，孔玑翠羽，自成华彩，置之文苑，实焕缃图。其间爵位崇高，别为之传。今采孔绍安已下，为《文苑》三篇，觊怀才憔悴之徒，千古见知于作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归纳史例，特别指出“案史例，其人其事大者著者为列传，微而不著者别为文学、忠义等传”。可见沉沦下僚、仕望不显而又擅长辞章的士大夫群体才被纳入文苑传中，贴上“文士”的标签。司马光在《上哲宗乞置经明行修科》中明言：“凡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就文学之中，又当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以上诸人对文士社会属性的评判，皆表明文士的地位低于儒士。

在历代文苑传中，“文士”又可称为“文章士”“文学之士”“文学士”“文词之士”等，是一个褒义的称呼。如《旧唐书·文苑·卢照邻传》载其“《释疾文》《五悲》等诵，颇有骚人之风，甚为文士所重”；同书《李邕传》载其“《张韩公行状》《洪州放生池碑》《批韦巨源谥议》，文士推重之”；《刘蕡传》称赞当时身为考策官的冯宿、贾餗、庞严，“三人者，时之文士也”。《梁书·文学·庾肩吾传》载“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又载“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等等。《明史·文苑传序》综论明代文学发展之脉络、流派：“宋濂、王祎、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有明一代，文士卓卓表见者，其源流大抵如此。”以上皆可说明“文士”亦是一个颇具尊重意味的名词。不过，由于很多文士喜好逞才傲诞，品行往往有疵，故自汉末以来又有“文人不护细行”之论。从现存文献看，最早提出文人不护细行的是曹丕，其在《与吴质书》中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可谓是对文士这一群体下了道德判断，影响深远。

在文苑传中，如果史官将某位文士称为“文人”，则带有鲜明的批评意味。换言之，在历代文苑传中，“文士”是美称，而“文人”则具有明显的贬义。如在《梁书·文学传》后，姚察特别指出：“魏文帝称古之文人，鲜能以名节自全。何哉？夫文者妙发性灵，独拔怀抱，易邈等夷。大则凌慢侯王，小则傲蔑朋党，速忌离訧，启自此作。”姚察此论既是对梁代文坛现象的批评，也有垂诫当世文士之意。在文士传记中，史官时时会对文士的德行进行指摘。如《旧唐书·文苑·王勃传》载王勃之祖王通撰《元经》《中说》“皆为儒士所称”，而述及王勃时，则借裴行俭之口评之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同书《元万顷传》载“时天后讽高宗广召文词之士入禁中修撰，万顷……前后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凡千余卷”，然又评议元万顷的私德为“性疏旷，不拘细节，无儒者之风”。以“儒者之风”作为文士品行的参照，可见史官对文士品行的要求。又如《梁书·文学·何逊传》引用范云对何逊的评价：“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今古，见之何生矣。”在对何逊的褒赞中，批评“文人”不能得中庸之道。正因为“文人”具有明显的贬义，故在历代文苑传中极少用“文人”一词称呼传主。即便不将传主称为文士，也会以其他词代替。如《新唐书·文艺·李益传》载录《征人》《早行》两首诗名以示其诗才，但李益其人于品行有亏，史官虽对此有细致的叙述，却于文后依然记录时人称其为“文章李益”；又如同书《韩翃传》记载时人称其为“诗人韩翃”，以区别于另一同名者。这都显示出史官在撰修文苑传时，有意识地避免给传主贴上“文人”的标签。概言之，对于“文人不护细行”这一论断，其参照对象是儒士。范晔创立《文苑传》时，就已经体现了对二者在道德品行上的高低判断。在历代文苑传中，因为存在道德上的偏见，史官过于重视文士的道德品性，反倒对文士群体的文学成就关注不够。

文章是文士进入史传的重要载体与方式，这一观点无需争议。需要注意的是，史学视域下文苑传的修撰，史官对传主文章的选择呈现出“重赋颂，轻诗体”的文体观念。

早在《史记》《汉书》中，文士进入史传便是因为辞赋才华卓异。如《史记》中的《屈原贾生传》，屈原与贾谊皆是政治落魄之人，相对于二人的政治事功，史迁更重其文辞华彩，更同情其怀才不遇的人生遭际。史迁将屈原坎坷的政治生涯与《离骚》《渔父》《怀沙赋》诸作结合起来，对此三篇作品叙中带评以结构全文。而将屈原与贾谊合为一传，其立传的基础是贾谊被黜长沙临湘水而作的《吊屈原赋》。在贾谊传中，史迁全文著录《吊屈原赋》《鵩鸟赋》，而对其《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作品皆略而不述。以《过秦论》为例，尽管史迁在《秦始皇本纪》与《陈涉世家》中都取此文为“赞”，认为此文是关于秦朝的经典评价，但在为贾谊作传时却略过如此重要的政论文，可见史迁认为贾谊的辞赋更能代表其文学成就。史迁的这一文体选择，对后世文苑传的修撰影响深远。

后世史官虽然秉持“以文传人”的修史观念，但在具体撰述时，却出现了修史观念与实际撰述之间的错位。换言之，历代文苑传的“以文传人”与《史记》《汉书》不同，史官往往引录对传主生平影响最大的作品，而非最能代表其文学成就的作品。文苑传中著录的文章，绝大部分为赋、颂之类文体，或学术性文章、史学著作，引诗名及诗篇者甚少。即使引用诗歌，也并非其代表作，而是对传主生平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这些诗歌往往与传主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匹配。当然从史学的立场而言，史官需要从史传叙事与人物行止方面进行文体选择，这种文体选择呈现出鲜明的“重赋颂，轻诗体”的文体观念。“重赋颂”最重要的表现是，很多文士进入仕途是因为献赋而被皇帝赏识，因此有些赋文得到全篇引录。如《梁书·文学·周兴嗣传》：“高祖革命，兴嗣奏《休平赋》，其文甚美，高祖嘉之。”《旧唐书·文苑·刘允济传》载刘允济“奏上《明堂赋》以讽，则天甚嘉叹之，手制褒美，拜著作郎”。《杜甫传》载天宝末年，杜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同书又载袁朗“尝制千字诗，当时以为盛作。陈后主闻而召入禁中，使为《月赋》，朗染翰立成……又使为《芝草》《嘉莲》二颂，深见优赏”。文苑传中记载的因献赋颂而进入仕途的现象，是自汉代以来润色鸿业的文化传统。从文学角度看，这些赋作并不是传主的代表作，史官重视的是其政治价值。《陈书·文学传论》曰：“后主嗣业，雅尚文词，傍求学艺，焕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献上赋颂者，躬自省览，其有辞工，则神笔赏激，加其爵位。”此篇传论谈及表、疏、赋、颂诸体，臣属撰写的此类文章因“辞工”而受赏加爵，正说明统治阶层对于文章的激赏，其基础是对此类文体的政治认同，然后才认可其中文采卓异者。由此可见，在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之下，在史官的视野中，文体的政治价值远高于文学价值。

如果传主是因诗歌获得盛名，此类诗歌在传文中的书写方式则完全不同于赋颂。在大多数情况下，诗歌被当作一种文体概念一笔带过。如上引《旧唐书》记载，袁朗被世人引为“盛作”以至传到陈后主耳中的“千字诗”，于传中即无诗名，也无诗句。同样，《新唐书》记载吕向“献诗规讽，进左补阙”，可见此诗深得皇帝常识，吕向也因此进官，史官却于传中一笔带过，连诗名都未曾留下。《陈书·文学传》载徐伯阳与一众号称“一时之士”的友人“游宴赋诗，勒成卷轴，伯阳为其集序，盛传于世”，传中并不提诗集之名。而同传载徐伯阳为新安王上《辟雍颂》，甚见佳赏，就载有篇名。二者相较，可见在史官的观念中，“颂”的文体价值重于“诗”。“重赋颂，轻诗体”的文体倾向也体现在对诗句的摘录上。文苑传很少摘录诗句，虽然偶有例外。如《梁书·文学传·庾仲容传》载“皇太子以旧恩，特降饯宴，赐诗曰……时辈荣之”；《颜协传》载颜协去世后，“世祖甚叹惜之，为《怀旧诗》以伤之。其一章曰……”这两篇传记中引录的五言诗，作者贵为皇帝、皇太子，史官之所以引录全诗，并非因为诗本身有多大的文学价值，而是要展示传主生平的荣耀时光，突出皇室赐予传主的荣宠。这种摘句评诗或引录全诗的现象在文苑传中并不多见，史官之所以摘引诗句，更多的情况反倒是要展现因诗致祸，这似乎是为“文人不护细行”这一道德论断作注脚。如《南齐书·文学·丘巨源传》载“巨源作《秋胡诗》，有讽刺语，以事见杀”。《新唐书·文艺传》载孟浩然在唐玄宗面前诵诗，有“不才明主弃”之句，玄宗言：“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终绝仕途。最为著名的是王维的《凝碧池》，虽然此诗并没有给王维带来祸端，反倒是洗清了他投敌的嫌疑，但是这首诗给王维的人生带来巨大影响，是史官无法回避的史实。然而，两《唐书》对此诗的记录却大不相同。《旧唐书》在王维传中记录了《凝碧诗》全文，而《新唐书·文艺传》虽然详细叙述了王维被安䘵山擒后作“凝碧池”诗之事，却既无诗名，也无诗句，只以“赋诗悼痛”一语略之。另外，文苑传对一些传主的诗歌成就，只采用他人之评价，且没有将诗篇融入传主的生平事迹进行叙述。如《旧唐书》在杜甫传记中没有记录杜甫的任何诗作，史官在记载杜甫的生平之后，引录“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全文，以展现杜甫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成就，最后以“甫有文集六十卷”结束全传。可见史官更倾向于诗歌理论的探讨，而非作品本身。这种“重赋颂、轻诗体”的文体观在《明史》中有所改观。史官在书写传主生平经历时，重视传主与当时诗歌理论、诗歌流派、诗学成就的关系。如高棅传中记载其以布衣待诏翰林，“尤专于诗，其所选《唐诗品汇》《唐诗正声》，终明之世，馆阁宗之”。《明史·文苑传》对“前七子”、王世贞、袁宏道等人的生平叙述，皆能紧密结合他们的诗文成就、诗学思想及诗歌流派的形成与发展。然而，虽然关于文士的诗歌创作成就在《明史》中有所突出，但相对赋、颂而言，其主体性依然很弱。

综上所述，文苑传作为官方文学意识形态的窗口，赋、颂润色鸿业的政治意义显然要比诗歌抒情言志的文学意义重要得多。即便是文士以诗才驰名当世，史官也只是概而论之，至于引录的诗篇、诗句或诗题，主要是从展现人物性格、人生经历方面着眼，而不在于此类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从这个角度而言，文苑传对于文学的历史书写，其目的不在于彰显辞章之美，而是要体现国家意志之下文章的政治及教化意义，诚如四库馆臣所言：“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列于正史文苑传的文士们，其辞章是否能载录于正史之中，不在于其文学成就有多高，而是取决于史官们对这些作品的政治价值判断。

综览历代文苑传，史官对文士这一群体抱有一种复杂的心态。范晔“耻为文士”，并非鄙薄文人不护细行的道德瑕疵，而是出于治政功业的强烈追求，是人生理想幻灭之后的一种心理表现。历代史官将汉末关于“文人不护细行”的论断贯注于文苑传的书写中，过于挑剔文士们的道德品性，以致文士的文学成就无法得到公正充分的展示。历代文苑传形成了“重赋颂，轻诗体”的修史观念，重视文体的政治价值。史传是官方意识形态的直接呈现，文苑传中的传记、传序、传论、传赞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是对前代文学的历史总结，有垂训当世、流传后世之意。这个体系对古代文学发展史的认识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对文学史的建构至关重要。但落实到对具体传主的历史评价时，史官对文士的文学成就在宏观叙述与个体书写两个层面出现了疏离。这一现象是由于史官制度的确立，官方修史建立在大一统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上，与文学的自由发展相矛盾的情况下产生的。故厘清史学视域下的文学观念、文体认同及对文士群体的书写，有利于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史进行更深度地多面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