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蓉：汉唐西域史地文献文学性及科学性嬗变考察——以《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大唐西域记》为例

以下文章来源于西域研究 ，作者宋晓蓉

作者：宋晓蓉

来源：“西域研究”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西域研究》2014年第3期

（一）关于汉唐西域史地文献资料

“西域”指今玉门关、阳关以西的新疆及中亚等地区，狭义的西域专指今新疆。汉代有关西域的文献主要是史料中的西域传，还有少量政书、类书、游记、碑文等等。《史记·大宛列传》最早记载张骞“凿空”出使西域归来的见闻经历及贰师将军远征大宛的历史，是研究汉代西域历史的珍贵资料。

《汉书·西域传》在借鉴《史记·大宛列传》史料的基础上增加了对西域各国的描述，叙述之详尽为唐以前西域史料之最。反映了东汉时期中原地区对西域历史、地理、户籍人口及兵力风俗等情况的认识水平。岑仲勉认为：“《史记·大宛列传》曾记载张骞入西域之片段，但对于西域作系统之论述，还以《汉书·西域传》为创始。此《传》可说是后来各史《西域传》之蓝本。人们如能将此《传》弄清楚，其余各史的《西域传》，问题就容易解决。”

《大唐西域记》是一部有关西域的史部地理类重要著作，成书于唐贞观二十年，简称《西域记》，记录了玄奘游历西域19年间的所见所闻，包括途经国家和地区的地形、气候、物产、语言、历史、政治、宗教、文化、风俗情况及大量与佛教遗址、伽蓝有关的故事传说，至今仍是研究中亚、南亚地区古代史和宗教史、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文献。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是一部西域见闻实录，无论是史地科学还是文学研究价值都堪称一流。

（二）汉唐西域史地文献资料与语体的关系

丁金国认为“‘语体’是在语言运用功能域制约下所形成的语用范式，这种范式是人们在长期语言运用的过程中，对语言运用与功能域之间的选择关系类型化的结果。……这种类型化不是一时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不确定态到范模化的历史沉淀过程，是具体的、个人的话语（discourse）或语篇（text）经反复运用所形成的为特定语言社群单位全体成员所共识的约定俗成的语用范式。”并从理论上探索了语体演变的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外部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文化的发展变化。社会物质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求与之相应的语言形式来表现，这是由语言与社会的共存关系所决定。……语体发展史上所出现的语体生发、消亡、更替现象，都直接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兴盛、消长息息相关。”

在我国历史上，汉、唐两代大一统的强盛局面对西域的政治管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促进了《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大唐西域记》等一批西域史地研究重要典籍的产生，这些典籍对研究西域历史、地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是研究中国边疆战略的重要史料。因此结合汉唐社会政治需求对西域的认识变化，在语体视域下探索汉唐西域史地文献文学性及科学性的嬗变过程，对文学史和史地科学领域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语体视域下的汉唐西域史地文献文学性及科学性的嬗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史记·大宛列传》文学叙事语体与史学说明语体交融

1.《史记·大宛列传》史学与文学交融，以史学叙事语体为主。中国是一个史的国度，中国文学的叙事成就最早也体现在史书之中，而史学叙事的成熟促进了后代文学叙事的发展。“《史记》是纪传史书之祖，也是古代叙事文学、叙事艺术的一座高峰。从文学角度看，《史记》的创造和贡献，主要在于七十列传。……史传这一叙事文体，在司马迁手中成了史学和文学的交叉点和结合部，用范文澜的话来说，便是‘史迁为纪传之祖，发奋著书辞多寄托。景武之世尤著微旨。彼本自成一家言，体史而义诗，贵能言志云尔。’《史记》确实既是述史之书，又是言志之作。”

《史记·大宛列传》虽以“大宛”作为标目。但因“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因此是以张骞出使西域的经历和贰师将军伐大宛为叙事线索，全文自张骞始而至李广利终，在记叙人事的过程中穿插着国事、国别的介绍，这些人事与国事，构成了《史记》众多真实生动的故事，形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在叙事视角上，《史记》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不显露作者的立场和倾向，而是通过历史事件的记叙，通过不同历史人物在历史活动中的对比，体现叙述者的情感倾向。《史记·大宛列传》文学叙事语体与史地说明语体交叉渗透，叙事语体附属于说明语体。

2.《史记·大宛列传》说明语体特征初显。《史记·大宛列传》说明内容为“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据统计，《史记·大宛列传》语篇由共34个语段组成，其中25个语段为叙事，占全部语篇的73.53%；共8个国家用8个语段说明，占23.53%；1个语段为“太史公评述”，占2.95%。说明语体特征初显，主要有以下特点：

对西域各国地理位置、风俗、农耕、物产、城邑、居民人数、交通、兵力、货币、邻国等事物的性质、特征、数量进行静态表述，说明内容具有封闭性，具体内容列表如下：

表一 《史记·大宛列传》说明项目统计表

《史记·大宛列传》说明内容有十项左右，基本上是按照地理位置—风俗—农耕—物产—城邑—居民人数—交通—兵力—货币—邻国的顺序进行，虽上述内容的说明繁简不一，但各项内容之间为并列关系。

有关地理位置、风俗、农耕、军事等情况的介绍模式具有程式化、数字化的特点，包括：用“××1在××2+方位+可+距离”的结构方式，说明地理位置及距离，如：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用“与××同俗”的形式。说明某地风俗与它地相同，如乌孙：随畜，与匈奴同俗。用“田+农作物”的形式，说明农耕状况，如大宛：田稻麦。用“控弦者+数量词”的形式，说明兵力状况，如乌孙：控弦者数万，敢战。《史记·大宛列传》说明语段内容真实、概括，且语言准确、简洁。说明语体附属于叙事语体，文学叙事语体与史地说明语体交叉渗透，呈现出科学性和文学性交融的特点。

（二）《汉书·西域传》叙事语体与说明语体构成成分消长，史地学和文学出现分化

《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均为叙事语体与说明语体交叉，但《汉书·西域传》史地学和文学出现分化，文学性明显削弱，史学科学性增强。主要体现在：

1.《汉书·西域传》西域情况叙事语体与说明语体比例明显改变。史地说明语体比例增加，文学叙事语体比例削减。《汉书·西域传》以时间为叙事线索，以国事为核心展开对事件和国别的记叙，语篇记叙自“汉兴至于孝武”年间至天凤三年与西域有关的汉朝国事。全篇共有119个语段，其中，叙事语段48个，占40.34%，比《史记·大宛列传》的73.53%大幅下降；共介绍西域54国，说明语段69个，与《史记·大宛列传》所涉8个语段相比大大增加，说明语段比例达57.99%，比《史记·大宛列传》的23.53%大幅增加。

2.说明内容较《史记·大宛列传》更加丰富。下文以乌孙为例，具体比较分析。

表二 《汉书·西域传》说明项目统计表

数据显示：与《史记·大宛列传》相比，《汉书·西域传》说明项目数量增加，已达二十项左右，基本按列表顺序进行说明。说明内容发生变化，士兵数量所涉及的国家最多，占96.3%，其次是户籍数量=人口数量＞距长安距离＞王城治所＞距邻国距离＞距都护府距离。说明方式与《史记·大宛列传》相同，仍属于静态说明，各项目之间为并列关系。

3.继承《汉书·西域传》程式化表达的特点，数据更加具体准确。《汉书·西域传》王城、与长安的距离、户籍等内容均为程式化表达。如：用“治××城，去长安××里”说明王城、与长安的距离。又如大宛：王治贵山城，去长安二千五百五十里。用“户××万，口××万，胜兵××万（××千+××百+××）人”说明户籍、人口数量、军队人数。大宛“户六万，口三千，胜兵六万人”。《汉书·西域传》用数量说明内容增加，对有关西域历史地理情况的说明更加明晰、详细，其科学性增强。

4.《汉书·西域传》文学性削弱。董乃斌分析《史记》与《汉书》的差异时认为：“《史记》的强烈文学性与班固《汉书》的谨严史法恰成鲜明对比。《汉书》不少篇章删削《史记》纪传而成，仔细比较一下，便可发现班固手中的文斧主要正是朝《史记》的文学性砍去。”《汉书》以史家的眼光洞察历史的发展，在叙事中准确交代与历史发展有关的重要事件、人物的同时，更加注重用科学、准确的数据记录了大量历史、地理资料，史学与文学出现分化。

（三）《大唐西域记》史地科学性与故事传说文学性分立

1.说明语体相对独立，科学性增强。《大唐西域记》全书结构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对西域各国的总体描写（包括印度综述），我们称之为总述，第二部分是围绕着具体国家，记录佛教遗迹伽蓝及有关的故事传说，我们称之为分述。《大唐西域记》说明语篇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大唐西域记》总述史地科学说明语篇相对独立。国家总述说明语篇独立有明确的国家标记；清晰的说明篇章结构；真实的国家自然和社会状况；运用程式化的表达方式等等。说明语体已从《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中处于附属地位的说明语段成为独立的说明语篇；分述一部分篇章具体说明此国家内的遗址伽蓝，也属于独立的说明语体语篇；另一部分与遗址伽蓝有关的佛教故事传说，为独立的叙事语体语篇；部分与佛教有关的遗迹伽蓝穿插故事传说，为叙事语体与说明语体的交融。总述和分述相间分布、穿插排列，形成了两种相对独立而又有机融合语体结合方式。

2.说明语篇数量增加。我们以《大唐西域记》不同语体篇章分布情况统计为依据进行分析。

表三 《大唐西域记》不同语体篇章统计

数据显示：《大唐西域记》共有独立语篇430个，纯说明语篇为251个，占全部语篇的58.4%；纯叙事语体语篇占14.6%；说明语体与叙事语体交叉的占27%；因此《大唐西域记》以说明语体为主，其次为说明与叙事混合语篇，纯叙事语篇比例最小。

3.说明内容细化。国家部分共介绍138国，每个国家自成篇章，具体内容列表如下：

表四 《大唐西域记》国家说明项目统计表

数据显示：《大唐西域记》说明项目二十余项，同《汉书·西域传》相当，但具体内容及关注点有所变化（对印度国情进行了单独概述，涉及到释名、疆域、衣饰、文字、教育、兵术等十七个方面，不在此表之列）。说明内容进一步变化，国土面积所涉国家最多，占全部国家的97%，说明项目基本按照列表顺序进行共时静态说明，繁简不一，内容之间属于并列关系。

4．说明形式更加程式化，说明数据具有实证性。《大唐西域记》是玄奘亲自游历后写成的见闻实录，属于一手资料，说明形式更加程式化，例如《大唐西域记》138个国家的介绍说明中，有134个在开篇说明土地面积，占所记国家的97.1%，其中25个国家是用“××国，东西××里，南北××里”的结构形式进行介绍，占18.7%；有109个国家是用“××国周××里”结构形式在开篇简要说明土地面积，占78.9%；有107个国家在介绍国都面积时，运用了“国大都城××里”的结构形式，占所记国家的77.5%。说明伽蓝、僧徒数量，佛教派别：伽蓝××所，僧徒××人，（并皆）（多）习学（或学）××。天祠××所，外道（异道）××。《大唐西域记》共97个国家介绍伽蓝数量，占70%；75个国家介绍天祠数量，占54.3%。有72个国家在总述结尾部分说明到达下一个国家的行程距离或方位使用了这种结构形式：“从（自）此+方位+行+距离，至+国家”。

从叙事史料来源来看，司马迁是在阅览了丰富的皇家藏书基础上完成《史记》的。《史记·大宛列传》中所记之地数量不多，且数词多为概数。《汉书·西域传》中的数词虽多为实数，内容具体，数目确定，但仍为转述材料，如“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这些精确具体的数据，反映了东汉时期对西域认识的不断深入，同时也体现出了史书的严谨。《大唐西域记》所记数据，为玄奘实地考察丈量所得，因此，王世平就指出：“玄奘用脚步量出的里程，竟准确到一里不差。”《大唐西域记》说明语体已相对独立，具有科学性、准确性、实证性等重要特点。

5.《大唐西域记》文学性变化。田华英指出：“司马氏史学著作中所体现出来的‘真实性、叙述性、历时性和文学性’原则至今仍在指导着史传语篇的撰写。”《史记》和《汉书》史学叙事具有真实性，《大唐西域记》大量故事传说叙事虚实相间，具有虚幻性。丰富的创作素材、生动的故事情节、充满奇幻想象的表现手法及渲染场面的娴熟技巧，是《大唐西域记》的叙事文学价值所在，也是玄奘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贡献。叙事内容由实变虚是《大唐西域记》故事传说叙事与《史记》、《汉书》史学叙事的重要区别。

总之，《大唐西域记》同一文本中，国家情况介绍和故事传说的语体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构成了这部史地著作独有的语体特点：即叙事语体与说明语体有机结合。两种语体存在的原因在于，其写作目的有二，其一是为唐太宗提供西域、中亚及印度等地区各方面的真实情况，故选择了说明语体；其二是为弘扬佛教选择了叙事语体，二者各有侧重。不同语体承担各自不同的功能，因而《大唐西域记》既具有文学性，又具有科学性，其文学性和科学性特征分别在史地科学领域和叙事文学领域对后世产生了不同影响。

1.汉唐西域史地文献从《史记·大宛列传》史学与文学融合、文学叙事与史地说明语体交叉、说明语体附属于叙事语体，到《汉书·西域传》叙事语体与说明语体构成成分消长、说明成分增加、叙事成分削减，再到《大唐西域记》内部语体功能再分配，史地科学说明语体相对独立等三个阶段语体的变化过程，反映了三部史地文献从文学性到科学性的嬗变过程。

2.《大唐西域记》叙事语体和说明语体功能明显区分，表明在唐代不同语体承担各自不同的功能，不同语体需要不同的篇章结构和语言表达方式的“语体”意识，已成为自觉且十分明晰。

3.汉唐西域史地文献语体体系的不断调整，目的是为了有效地服务于汉唐对西域的统辖和治理。从《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到《大唐西域记》语体变化过程，是史地科学逐渐严密、科学化的过程，文学性与科学性明显分化，功能不断明晰的过程，也是汉唐对西域地区的重视和认知程度提高、深入的过程，国家政权对西域重视程度加大的过程。三部史地文献从文学性到科学性的嬗变过程充分证明：语体发展史上所出现的语体生发、消亡、更替、变化等现象，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兴盛、发展息息相关。

转载于中国历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