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是中国史学的重要领域，先秦史研究在探索文明与国家起源、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华文明独特发展道路等重大历史问题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研究》自创刊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史学的前进，围绕先秦史策划了许多意义重大的选题、推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成果，为先秦史研究的繁荣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值此《历史研究》创刊70周年之际，作为《历史研究》的作者，特致以诚挚和热烈的祝贺。学科融合是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当代先秦史研究已突破单一学科藩篱，成为集文献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要素为一体的历史研究领域。十多年前，李学勤撰写《虞夏商周研究的十个课题》，阐述当时他所想到的应重点探讨的若干学术问题。笔者也按这个方式，从跨学科视野出发，谈一谈对未来先秦史应努力探讨的若干专题以及相关方法论问题的想法，对先秦史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作一梳理和展望，以期对相关研究的深化有所助益。限于篇幅，所谈专题时间下限止于西周。
学界围绕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已讨论多年，多数学者认同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但是由于迄今尚未发现同时期的文字资料，亦即没有确证二里头文化性质的文字记载，使得探寻夏文化仍然是有待继续推进的重大问题。
事实上，除了未发现文字以外，考古发掘已揭示二里头遗址中心为宫殿区，周围有宫城城墙、外围有“井”字形道路网络，形成严整的“九宫格”式布局。宫殿区以南的手工业作坊紧邻宫城，表现出服务于高级贵族阶层的特征；以东、以北为贵族居住与墓葬区。二里头遗址与后世王朝都城相近似的布局表明，二里头文化应已进入王朝状态。二里头遗址四期文化偏晚时段，遗址内多处重要建筑遗存陆续被下七垣文化漳河型、岳石文化以及二里岗下层一期文化遗存打破，又出现具有二里岗文化风格的6号基址。同时，遗址附近的若干二里头文化城邑遭到破坏，偃师商城建成，郑州商城亦走向兴盛。这些现象与文献中商革夏命的记载吻合。这样一种在时空状态上皆可与文献所记的夏王朝发生联系，而又与先商及商前期偏早的文化相区别的考古学文化，被认可为夏人的文化，是合乎逻辑的判断。
二里头文化有无文字问题，要由未来更深入的考古工作证实。学者已多次提到，主要活跃于13—16世纪的南美印加帝国并未出现文字（但有结绳记事），借此论证二里头文化即使没有文字，也不影响其已进入国家或王朝阶段的事实。但与文字有关的问题还不能轻易作判断。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历史看，文字是治理复杂社会的重要条件。可以肯定的是，在上古时代，文字仅被极少数上层“知识分子”掌握与使用，并主要服务于王与上层贵族，而与文字有关的遗存，也可能主要出现在王与高级贵族的政治、宗教相关遗物中。当然，还有另一种现实，即目前二里头文化的随葬青铜礼器（爵、斝）出现于三期以后，而二里头文化晚叶应已进入商纪年，鉴于青铜工艺有着引领早期文明发展的作用，则对二里头青铜文化及其相应的文明发展状况应有一个冷静的思考。
总之，对夏文化的考古学探讨应继续以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勘察与深入研究为突破口，进一步搞清二里头遗址文化遗存分布与遗址布局，二里头文化不同类型遗址的分布与相互关系，特别是青铜文化发展的水平，从而对其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及其反映的历史进程有更为接近历史事实的认识。
张光直认为，夏商周三个政治集团，其文明进展是“平行并进式”的，互相冲击，彼此促长。商文化的起源、发展与商文明形成有独特发展道路，加强这一典型案例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中国早期文明如何在内陆地理环境下以农业为主的族群中诞生。
商人的起源，以往学者有多种说法，其中西来说、东来说，似缺乏考古学资料与较可靠文献的支撑。《楚辞·天问》《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商王子亥在有易放牧牛羊被有易之君所杀。《天问》还讲到简狄食玄鸟卵而有身孕，简狄之狄，《史记·殷本纪》索隐曰：“旧本作‘易’，易、狄音同。”这类传说喻示商人源起之地望与古易水关系密切，将商人源起指向华北平原北部、太行山脉东麓。考古学研究一般将分布于太行山脉东麓的下七垣文化指认为先商文化，与上述文献记载可相联系，印证了商人北来说。下七垣文化鹤壁刘庄墓地发现的石棺墓或其简化形式，亦隐约显示了商人起源与北方地区的关系。我们仍需努力寻找先商文化城址、不同社会等级成员的墓地、建筑、铸铜作坊遗址等，进一步探讨先商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岳石文化以及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关系，从而理清商人文明化进程。
商汤灭夏是商文明形成进程的一次飞跃。商前期都邑有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之异说，但偃师商城紧邻二里头，可能是带有军事监防性质的城邑，而郑州商城不仅存在大型夯土建筑、城垣，且多次出土大型青铜礼器。即使在迁都安阳后，郑州仍有同时期的商人墓地，也应保存有祭祀商王族及高级贵族历代先祖的宗庙。近年，在郑州商城书院街发现的商前期晚叶高等级墓葬，随葬有成组青铜礼器及金覆面，也说明直至此时段这里仍有商人贵族家族生存、活动。很显然，对郑州商城内商前期文化遗存的分布、郑州商城对于商文明发展的重要性等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
商人开始使用文字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学者或据商前期陶器上已多有刻划与书写的符号等，推断商前期已使用文字，但这些符号多孤立存在，未展示其表现语言的功能。少数传世商前期铜器虽有1—3字短铭，但迄今经考古发掘出土的众多商前期铜器却未见有铭文。由商后期偏早即出现较成熟的甲骨文字作逻辑推测，商前期必已使用文字记载，但迄今仅有极少的相关信息。商后期时商王室周祭卜辞中，上甲至武丁的数代先王、先妣名号皆具列，展示了严密的世系关系。先祖妣名号及其世次多无规律，若无文字记载，单凭商王、贞人、史官等强行记忆并口耳相授数代之久，是不可想象的。商前期时必已有极少数专门服务于商王室的“知识分子”，掌握并不断改进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系统早期形态，只是长时段内文字运用能力未能普及于稍大的人群范围。因此，今后考古发掘工作应格外关注商前期的文字使用信息，期望能有所突破。
商前期中段时，商文化的重心已出现向北转移趋势。典籍亦记载自此一时段，所谓王都即向北迁转。从已发现的商后期初段商文化中突然出现大量北方文化因素的情况看，商文化重心的北移，显然与北方族群南下与商人频繁接触并影响商王国北土安定有关。商人最终将都城迁移至豫北太行山东麓的安阳，应主要出于军事局势与政治地理格局的考虑。典籍所记盘庚迁殷的主要原因，未必与以往史家所云水患、去奢行俭等因素有关。此类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以往研究未能深入，今后似应作为商代考古与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专题。
甲骨文作为目前所知最早成系统的汉字，受到格外关注。殷墟甲骨文难字识读、资料整理、甲骨缀合、摹本大系、甲骨文字资料库与图像系统建设等，已取得重要进展，但甲骨文商史研究则在近些年相对冷寂。殷墟甲骨文客观具体地记录了商后期社会动态的历史面貌，从而与考古发现的物质遗存一起构成了商文明的历史印证。
殷墟甲骨文分类、分组与断代问题，虽仍有异见，但已有重要进展，唯对于与分类分组相关的人文与历史背景，仍缺乏深刻讨论。如果李学勤提出的占卜“两系说”可以成立，则一系列问题需要考虑，比如商王为某些事项占卜确有必要分两套班子同时进行吗？同一时段“两系”卜辞占卜内容或有区别，是因为占卜机构有任务上的分工吗？两系卜辞的不同格式、文字书体的差异，是否反映了占卜者不同的师承关系？祭祀卜辞也有许多没有搞清楚的问题，比如武丁时期的
、宾组卜辞，祖庚时期的宾组晚期卜辞与出组一类卜辞，主要存在于武丁中晚期至祖庚时期的历组卜辞，主要存在于廪辛至文丁时期的无名组卜辞，主要存在于祖庚至康丁时期的何组卜辞，以及现今卜辞分组、分类所划出的文丁以前存在于诸组之间的卜辞，对周祭都没有明确系统的占卜记录。但祖甲时期的出组卜辞与存在于文丁—帝辛时期的黄组卜辞，则有明确系统的周祭占卜记载，即所谓“周祭卜辞”。这种跳跃性呈现的原因是什么？是如董作宾所云王室在礼制上有新、旧派之分，还是周祭始终存在，只是不同时段王对周祭是否必须通过占卜进行，有不同的要求与关注？此外，祭祀卜辞中的若干词语，以前的研究往往只简单称为“祭名”、“祭动词”、“用牲法”，受祭祀的商先王神主称“示”，“示”有若干专名，有不同集合称谓，这些与祭祀有关的词语，实际内涵是什么？学界对此歧见迭出，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商后期王国的政治地理结构对了解商王国形态有重要意义，以往虽已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还存在不少疑问。比如主要由田猎卜辞进行所谓商王田猎区的地望研究，近年来仍有新成果，但总体看异见较多，既牵扯到利用卜辞的方法论问题，也有如何与商后期考古揭示的政治地理信息相综合的问题。又如，武丁的宾组卜辞中记载了商王国西土、北土有商人族属遭受属北方族群的
方、土方等的侵扰。从卜辞内容推断，这些商人族属的地望可能在晋东南、晋南以及冀西太行山东麓，我们能否结合近年来上述地区发现的商后期文化遗存，对商后期王国的“西土”、“北土”政治地理状态有进一步认识？与商后期王国政治地理有关联的，还有“非王卜辞”占卜主体所属族群的地望问题。已见于卜辞的非王子姓贵族所属族群居地是在王畿内还是王畿外围？如不在王畿内生活，为何他们的卜辞会以窖藏形式出现在殷墟区域内？从卜辞内容可知，这些非王子姓贵族的家族均为以族长近亲家族为核心、多个族群共同组成的经济与军事集团。但如何结合已发现的各种非王卜辞，推进对商人贵族家族的地理分布、居住状况、经济生活及其与商王朝关系的认识，仍需做更精细的工作。
除上述问题外，商王朝军事组织的问题也值得进一步探索。在王卜辞中可见，商王朝的常备军事武装中有“多射”与“多马”，但“多马”是什么兵种，迄今未能明了。虽然有学者推测“多马”为骑兵，但商人是否有能力组建成建制的骑兵部队尚未可知。“多马”也有可能是依附于商人的北方族群组成的兵种，如卜辞所见“多马羌”，即是由羌人组成的“多马”军队。此外，如与利用马作战有关，也可能是指战车部队，但为什么不叫“多车”？这类关乎商后期王朝军事组织的重要卜辞，迄今仍多有未解之谜。
以上只是甲骨文商史研究有待深入的几例，其他如卜辞与殷墟考古结合进一步深化对殷墟都邑的认识等，也是有望取得进展的专题。相信甲骨文商史研究，会伴随商代考古研究、甲骨文字考释等的深入而有新进展。
在当前学界热烈讨论的文明交流与互鉴话题中，商文明与欧亚草原诸文化的多种交流，是这一研究领域中应给予充分重视的课题。近年来，已为绝大多数学者认可的是，商人使用马车始于商后期初段（殷墟文化一期早段），制造马车的技术同北方欧亚草原文化交流有关。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其一，商前期遗址、墓葬中迄今未发现使用马车的遗存，而在殷墟西北岗王陵区东区殷墟文化一期偏早的大墓中出现大规模的随葬车、马坑。其二，欧亚草原中部的乌拉尔山脉与外高加索区域出土了双轮辐式马车，其形制与殷墟出土马车非常接近，年代早于殷墟文化。从卜辞中可见，武丁中晚期至祖庚时期（约相当于殷墟文化二期早段），北方族群（如方、土方等）对商王国西土、北土有长时段的侵扰，商王朝也对这些族群进行过征伐。可以相信，与这些北方族群的战争或其他多种接触方式（贸易或人员往来），应该是商人认识与输入马车的主要渠道，这些北方族群是将马车由欧亚草原传播到商王朝的中介。那么这些族群与考古学中同时段的哪一支北方文化有关？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对这些北方族群活动区域的晋西山地区、陕东北高地、内蒙古岱海地区以及太行山以北、燕山山脉西端的北方文化作精细考察，包括探讨他们与欧亚草原东部区域诸种文化的关系，而这些方面的研究尚不够深入。马车由欧亚草原东部经上述北方族群中介输入商王国的具体路径，尚有待对相关考古资料的进一步搜集、梳理和分析，这是此课题取得突破的重要一环。
马车的使用改变了商人的交通与战争方式，是商文明一次重要跃进。马车的使用与马的使用、家马的驯养关系密切。殷墟卜辞中可见商王占卜下属族群贡纳马，抓捕与贡献羌人中的“刍”（刍牧者）而在考古发掘的商后期商人车马坑中随葬的驭手多佩有北方式兵器或弓形器，以及卜辞中所见“多马羌”等，都反映商人利用北方族群的人牧马、驭车。卜辞与考古资料的信息，透露出商王国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广泛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商人并不是简单地搬用外来技术，而是在短时间内即仿造并大大改进了车马用具，在青铜车马器铸造上展现出高超的工艺。这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创新性。商人的青铜车马器制造技术、改进后的马车对同时期及此后欧亚草原东部马车改进所起的作用，也是可以深入探讨的课题。
周人族群早期发展历史，有着系统的、带有一定传说色彩的文献记述。以往研究多根据《緜》《公刘》中地名，考证其早期迁徙的地理位置，或从考古文化遗存角度确定所谓“先周文化”（克商前的周人文化）内涵。
“先周文化”内涵的确定，有助于了解周人早期历史，不仅是族群迁徙路径，而且尤为重要的是文明因素在周人族群内逐渐发展的过程，应包括阶层、等级的分化以及权力的集中，而这个过程应该在周人迁徙至周原时已发展到较高程度。但迄今对“先周文化”与其代表性遗存的认识仍存在较多分歧。《诗·大雅·緜》记载的古公亶父至岐下“筑室于兹”、“作庙翼翼”、“百堵皆兴”的具体地点或区域，已在近期周原考古中有重要发现，但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开展。所以今后的研究，首先是更具体地从考古学角度辨认、确定“先周文化”特征。“先周文化”可以周人迁至周原地区为节点，划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所谓“周人”应是以姬姓族群为核心、包括若干异姓族群的共同体（或可称为族团），他们是在居住、活动区域相同或相连，文化面貌相近，并在文化上相认同的族群集合。尽管周人所包含的族属并不单纯，但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应有某些重要共性，可以提炼出属先周文化的考古学文化特征。豳地是周人发迹的重要地点，亦当是确认“先周文化”面貌的重要区域，目前虽已有学者指认其地望，但似还可以商榷。从文献记载角度看，《诗·大雅·公刘》曰：“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似指示豳地在渭水以北不远的原上，探讨豳地所在时可参考。
周人在克商前，以周原为其政治中心区向东扩展势力，建立丰、镐都邑，学界对这一时段其青铜文化发展程度有不同看法。学者或认为，周人在克商前青铜工艺后进，克商后在相当大程度上承继商人青铜工艺。西周初周人因接受了商人工匠而确在青铜工艺上有所进步，但在造型与纹饰方面存在未见于殷墟青铜器的特征，而且颇有雄伟气势，应源于周人克商前即已形成的独特青铜工艺传统。与此相联系的是，商器多短铭，最长的亦仅40余字。但西周初青铜器，如天亡簋（《铭图》05303），铭文既记事亦记言，竟达78字（含合文1），远超过商人铜器中最长的器铭。无论从器形、纹饰还是铭文特征判断，天亡簋都与商人器制有很大差别。
总之，似不宜低估周人在克商前的文化程度。如果周人在克商以前的文化素质较低，则很难解释何以在克商以后能立即提出“天命观”、“德政”等富有理性的政治和宗教思维，特别是创建封邦建国的新的国家结构形式。
“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后，《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刊布的“西周金文历谱”补充了简本未收入而后来发现的有铭器资料，但总体年代框架仍依简本。西周年代学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推定武王克商的年代，并为推定商王朝积年提供重要依据，而且通过排定金文历谱推测合理的西周诸王年代，使众多具纪时“四要素”（王年、月、月相、干支）的铜器铭文所述重要史实的年代得以明确，是西周史研究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西周历法缺乏系统的文献记载，在不能明确若干细节的情况下，由丰富的金文历日资料逐步摸索，能排入更多金文历日的方案可以作为近于西周实际历法的方案。近年来虽仍有学者努力于此，但从总体上看，相关研究较少。断代工程简本的金文历谱发布后，对金文历谱有重要影响的新出器铭主要有两件。一件是应归属成王时代的
公簋，其铭文曰“王命昜（唐）伯侯于晋”，器末署“唯王廿又八祀”，对断代工程西周金文历谱中的成王在位年代构成了挑战，而且直接冲击该历谱以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元年的假设。西周中期有纪年铭文的器铭在断代工程结项后多有发现，致使西周中期诸王年数相当紧凑，成王、康王年代往下推移似无可能，所以历谱推拟的武王克商年代有必要上调。另一件是
簋（《铭图》05386），簋铭记录的时间是“唯十年正月初吉甲寅”。王册命语中有“今朕不显考龏（共）王既命汝更乃祖考事”一句，可知时王是懿王，其在位年数不少于10年，从而使以往历谱拟定的懿王年数少于10年的方案也要重新考虑。而且如果按照以往认定的公元前899年为懿王元年来计算，则懿王十年为公元前890年，其正月朔日与甲寅的时日也与器铭所给出的“正月初吉甲寅”不合。因此，懿王元年是公元前899年的观点亦需要重新检证。
“四要素”俱全的新出西周中期资料较多，随着相关研究的推进，断代工程历谱设定的西周中期诸王年数或将不断迎来新挑战，西周年代学、金文历谱研究工作仍应深入推进。
自20世纪80年代迄今，从总体看，西周考古工作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西周都邑考古，已取得显著进展；二是对西周封国遗址与墓地的发掘。这里仅结合新的金文资料谈一谈第二方面的相关课题。
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发掘是对西周重要封国封君墓地的完整揭露。此墓地年代上限约在西周早期末叶至中期初，从墓地年代可推断，唐叔墓葬不在此处。公簋铭文亦证明的确如典籍所记，唐叔子燮父始为晋侯，天马—曲村墓地所在是晋地而非唐地，但应距唐地不远。因此寻找唐叔所封之唐地，仍将是西周考古重要课题。典籍记唐为“尧”之故墟，《左传》昭公元年记尧曾迁高辛氏季子实沈于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公簋器主公为唐之臣属，铭文记其为“妻姚”作器，而姚是舜之姓，亦使人联想起发生在该区域的尧舜传说。
2011年始发掘的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是长江流域西周考古的重要发现。研究表明，西周王朝在西周初即开始通过随枣走廊在汉水以东封侯以经略长江中游，这是以往所未知的。昭王征伐荆楚，“南巡不返”，西周王朝势力似未再由此路径南下。叶家山曾国墓地年代亦约止于西周早期末段，迄今未在随州发现西周中晚期确切的曾国遗址，直至春秋早期后，曾国方复归今随州区域。距叶家山不远的随州羊子山有西周早期的噩侯墓地，噩国的西周中晚期遗存同样未再见于汉水以东。据金文资料，噩自昭王后似当有东迁之举。而西周中晚期时的曾国所在，对于了解昭王之后西周王朝与日渐强盛的楚国之间的关系、汉水以东西周封国的命运变化十分重要，也有待于未来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齐、鲁封国始封地所在，是学界持续关注的重要课题。《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周初封齐太公于营丘，太公曾与莱之夷人争营丘，营丘旧说在临淄北。2008年在山东高青县陈庄发现西周城址，城址南部有西周早期偏早的祭坛性质的建筑，其东南部发现3座西周早期偏晚的墓葬。其中M18出土青铜觥有铭文“厥祖甲齐公”，青铜卣有铭文“文祖齐公”指齐始封君太公，可知二器作器者是齐国公族成员。城址中部还发现2座西周中期偏晚的“甲”字形大墓（M35、M36），M35出土青铜簋的铭文记载，王命作为王朝卿士的器主承继其祖父治理齐师。城址内与齐公室密切相关的遗存表明，高青陈庄城址可能接近周夷王时胡公徙薄姑以前的齐国都邑，此城址内及其附近在近年来仍陆续发现有西周时期的重要遗存，为探寻齐国初封都邑营丘提供了新线索。鲁国伯禽之初封地，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是在“少皞之虚曲阜”，但迄今曲阜鲁故城内基本未发现西周早期足以与都邑规模相称的遗存。《世本》言“炀公徙鲁”，近年来发现的鲁国有铭青铜器证实，今曲阜一带炀公以后才作为鲁国都邑。因此，探寻伯禽封鲁时的“少皞之虚”之所在，也是今后山东西周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杜预注曰“穷桑，少皞之号也……穷桑地在鲁北”，但其在鲁北的具体位置尚待研究揭示。
与西周封国都邑考古有关的课题，还有如燕国西周中晚期都邑所在，以及西周时期吴国之所在。吴太伯南奔之事虽还仅见于典籍，但长江下游宁镇区域与中游皖南屯溪一带土墩墓多有富典型西周文化因素的青铜器出土，其来源与路径及其与吴文化的关系，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凡此，均期待未来通过扎实、细致的考古调查发掘，结合文献辨析能有所突破。
自西周早期偏晚的昭王时期，西周王朝即与淮夷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正面冲突。2018年随州枣树林曾国墓地M190出土的曾公
镈铭文记载，昭王命令南宫氏之“皇祖”（应是周初南宫适之子或孙辈）建邦于南土，以护卫蔡国与应国，成为拱卫汉东之屏障，并且打通前往南方广阔疆土的通道。“涉征淮夷，至于繁汤”，“涉征”很可能是指东涉位于蔡之南的汝水，“繁汤”即典籍所记繁阳（今安徽临泉县），繁阳连接“金道锡行”，是当时重要的铜、锡矿集结地。由此可知，淮夷阻碍了西周王朝获取南方长江流域铜锡等矿产的重要通道，而且已成为西周王朝经略南方的主要障碍。西周中期穆王时，淮夷沿淮水西上，并向北威胁成周，多篇铭文记载周王朝派属臣“御淮戎”。自此至西周晚期，王朝与淮夷一直处于对峙状态，王朝用武力逼迫淮夷纳贡，二者间大大小小军事冲突未曾间断。直到西周末年，与淮夷的关系始终是西周王朝经略南方最重要的事情。
淮夷在西周史上有重要影响，其势力强盛时可自江苏北部抵达山东半岛东南。淮夷与活动于今山东东南部的所谓“东夷”联合，控制整个海岱地区。除西周金文中有上述记载外，传世文献有关淮夷的记载较少，考古发掘认定属于淮夷的文化遗存亦很少。迄今考古学者已对苏北地区若干西周遗址做过调查与发掘，证明苏北分布有密集的西周遗存，与上述金文所见淮夷分布的核心区域大致相合。厉王时的
钟，记载厉王征伐淮夷，淮夷派中间人向西周王朝议和，并与东夷一起觐见周厉王。而觐见周王的淮夷、东夷竟达“廿又六邦”（《铭图》15633），这里的“邦”应是相当于小国的政治实体，各有都邑，应该既有共同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同时有各自相对独立的文化特征。加强对西周王朝经略淮水流域的历史与淮夷文化的研究，显然是今后西周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西周王朝与淮夷200余年的交往，伴随双方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淮河流域文化与文明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此为这一课题的另一重要意义。
以上扼要讲述了对今后深化先秦史研究的一些想法，所列举的课题主要是个人认为比较重要且有一定可行性的。类似的课题如在今后能逐步地取得进展，将对中国早期文明史、先秦史研究的兴旺繁荣，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作者朱凤瀚，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转载于中国历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