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8月5日電（記者 崔隽）2025年8月4日，知名歷史學家許倬雲在美國匹茲堡逝世，享年95歲。
許倬雲生於傳統與現代交接的時代，穿梭於中西文明系統之間，先後執教於台灣大學、美國匹茲堡大學，多次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美國夏威夷大學、美國杜克大學、香港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他善用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治史，研究領域主要在中國文化史、社會經濟史和中國上古史。“大歷史觀”是其學術思想核心，強調從長時段、跨區域、多維度的宏觀眼光理解人類文明，尤其是中華文明的演變。他主張“為常民寫作”，注重“常民”視角，而非王朝政治和帝王將相。
知名歷史學家許倬雲。（圖源：香港中文大學官網）
在近一世紀光陰的生命延展中，許倬雲在兩岸三地都留下了足跡。抗戰時在大後方的所見所聞讓他一生對同胞心懷悲憫，對“何為中國”刻骨銘心。台灣的青年歲月讓他真正走入歷史學的天地，也令他從此對兩岸和平時時關切，曾發出“但悲不見九州同”的憾嘆。此外，香港的訪學和講學經歷為他提供了對話和交流的橋樑，使其思想在華語世界獲得更廣泛傳播……匯聚這些足印或許可為人們提供一條軌跡，從中理解許倬雲一生對人、家、國、史的情與思。
“抗戰中長大的我，‘中國’二字刻在心裡”
7月24日，許倬雲的官方微博賬號留下最後一條微博，講的是兒時對台兒莊戰役的印象。“1938年初台兒莊戰役前夕，有一支川軍從四川出來，路過沙市準備上前線……我看著這些小兵一個個從我面前走過，那一刻我從小孩變成了大人……長大後我才曉得，當年川軍派出一個師直奔前線，在台兒莊全陣亡，從士兵到師長，一個不留。這是我最難過的事情，當時我不過才8、9歲，知道他們要去打‘國仗’，所以小孩變大人不是年紀，而是心境。”
1930年，許倬雲出生在廈門鼓浪嶼。父親許鳳藻曾任廈門海關監督兼任外交交涉員，臨近抗戰時調任荊沙關，負責籌備糧餉。開戰後，許倬雲和家人隨戰線遷徙，深入中國內陸和農村，所見所聞塑造了許倬雲其人其學的底色。
那是一段“和老百姓的日子很接近”的經歷。由於天生殘疾，許倬雲經常被擺在農村的土墩、石磨或板凳上，靜靜旁觀這個世界，看農夫種田，婦女洗衣。而歷史學家的角色本就是旁觀者。他日後的頭兩部英文著作是《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漢代農業》，都和中國古代農村有關。
在訪談節目《十三邀》中，當談及抗戰中的百姓，許倬雲哽咽落淚。“前線撤到農村，農村人一句閑話不說，接納難民。多少糧食拿出來一起吃，一群人一起餓。滿路的人奔走，往內陸走，沒有人欺負人，擠著上車，擠著上船，都是先讓老弱婦女往上推，自己留在後面。大路上奔走，多少老年人走不動了，跟孩子說你們走、走……所以我知道，中國不會亡，中國不可能亡。”
“抗戰中長大的我，‘中國’二字刻在心裡。”提及抗戰犧牲的軍民，他說“不能忘，忘不掉。”
“大陸是我的出生之地，台灣是我的成長之地”
1948年，許倬雲隨家人遷至台灣。中學之後，他入讀台灣大學。起初他在外文系學習，後來時任台大校長傅斯年注意到他的國文和歷史成績，建議他轉去歷史系。在這樣的契機下，許倬雲進入了歷史學的天地。
在台大歷史系，許倬雲師從不同風格和學術範式的一 流學者。他在《許倬雲八十回顧》裡自述：“當時我讀的歷史系課，很多都是跟考古系一起上，我在歷史系選的課都是古代史，勞貞一先生教秦漢，玄老(李宗侗)教先秦，考古人類學由李濟先生跟淩純聲先生啟蒙，他們四老對我都不錯，我對上古史的興趣就這麽定下來了。”
1957年，許倬雲赴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他曾向媒體回憶離台時的情景：“沿著台灣東海岸，眼看著台灣島從綠色的山陵，逐漸退向西邊水平線，漸行漸遠，襯托西天雲彩，宛如浮置於太平洋淡灰色海波上的一盤墨綠色盆景。”
從1962年到1970年，許倬雲在台灣大學和“中央研究院”執教。1970年到美國後，幾乎每年也都要回台，短則待上兩三個月，長則一年。“從二十多歲到八十多歲，我在台灣的歲月加起來大概占了人生的一半。我固然是在大陸出生，但可以說是在台灣成長，也在台灣逐漸老去。大陸是我的出生之地，台灣是我的成長之地，對這兩個地方我都有濃厚的感情。”
在推動兩岸文化交流方面，許倬雲身體力行。他是南京大學和台灣大學兩所人文社會科學高研院的創辦者之一。2005年至2010年，許倬雲每學期親赴兩地高研院參與學術活動，主持專題研討、指導青年學人，為兩岸學界提供長期、高水平的對話平台。
2021年9月，許倬雲還出席了《文瀾閣四庫全書》（影印本）雲贈送儀式，杭州與台北兩地通過視頻連線共同舉辦。許倬雲在會上呼籲“兩岸中國人應倍加珍視中華文化精粹，攜手讓其傳播全球”。
在香港進行學術對話和交流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許倬雲先後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并多次在港舉辦公開學術講座與研討。他在中大不僅開設專題課程，也常被邀請主持“錢穆講座”，推動社會科學方法在史學研究中的應用。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許紀霖記得第 一次在香港見到許倬雲的場景。1999年，許倬雲作為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與當時正在訪學的許紀霖首 次深入交談。他們不僅探討古代中國史，還展開了對新千年世界格局的擔憂與關懷。“其念茲在茲的憂患意識讓我印象深刻，之前很少有長輩學者和我談話不談學問，談對人類未來的關懷。”
2008年，為表彰許倬雲對香港高等教育與學術公共性的卓越貢獻，香港中文大學頒授其榮譽文學博士學位，肯定他長期在港培養學生、推動中外史學交流的深遠影響。此前，他也擔任了香港科技大學包玉剛講座教授，并獲人文學榮譽博士學位。
在得知許倬雲去世後，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對香港文匯報表示“感到驚惜與驚痛”。“許先生活過了一個非凡的人生，此時此刻，我只覺得朋友的離世是我生命的流失。他仍活在我心中，而我則隨著他之離世而一并消亡了。人生之無奈，可謂深矣。”
金耀基與許倬雲相交大半個世紀，情誼深厚，彼此欣賞。“倬雲大兄在美國生活近六十年，對美國有深切的感情和體會。但是，自始至終他沒有真正離開過中國。多少著作中，顯示他深的關懷，是全體中國人的今天與未來。”
晚年的關切
在生命後幾年，許倬雲抱著時不我與的心情，以年逾九十的高齡和日漸孱弱的身體，積極著書出書、接受採訪、與年輕人對話……臨別之際，出於老一輩知識分子的關懷之心，他仍然關心世界、關心家國，回應現實和困惑，留下思考的種子。
他談人工智能，談中美關係與世界格局變化。他強調要以“從世界看中國，再從中國看世界的視野”保持自信與自省。他還希望年輕人安頓自己，振作起來，穿越風浪，不要躺平。
在2022年出版的《許倬雲十日談》末尾，許倬雲表達了感謝，如今似乎也可看作一種帶著期盼的告別：“感謝大家給了我難得的機會，在晚年開了新的門戶，有機會跟國內的青年才俊一起討論問題，這是我意料不到的機緣……因為大家願意參與知識建設的偉大事業，人民的智慧可以得到更多的啟發和挑戰，中國會變得更好。這是我對大家的感謝也是對大家的期望，謝謝各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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