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6月17日電 在《大公報》報慶123周年前夕，中國新聞史學界泰鬥、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方漢奇接受《大公報》專訪時指出，《大公報》是中國報界的老壽星，歷經123年風雨，其貢獻不可磨滅，其貢獻與地位舉足輕重。從清末維新到抗日戰爭，再至新中國成立，並在香港復刊，《大公報》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參與者、見證者和推動者，愛國情懷一以貫之，始終屹立於時代潮頭。
百年報業風雲激盪，抗戰歲月鑄就傳奇。今年正值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方漢奇在接受《大公報》專訪時回溯了《大公報》在那段動盪歲月中波瀾壯闊的歷史，盛讚其在國難當頭之際，勇擔時代使命，成為抗戰輿論的“中流砥柱”。抗戰時期的辦報實踐堪稱“報業史上的精神豐碑”。方老說，戰時物資極度匱乏，報社不得不使用粗糙的“土紙”印刷，即便在如此窘迫的條件下，《大公報》仍以“一日不輟”的堅守傳遞抗戰聲音。
抗戰這段歷史不僅是《大公報》逾百年報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頁，更讓其在蒙受巨大犧牲的淬煉中，確立了在中國近代史上無可替代的地位，她的貢獻不僅在中國本土，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都贏得了盛譽。
方漢奇告訴大公報記者，創刊於天津的《大公報》在1936年創辦上海版，也完全出於抗戰需要，因為“天津雖然有租界，但塘沽協定以後，中央軍撤到保定以南，天津已經屬於特區緝查政務委員會的範圍了。”之後，《大公報》在抗戰期間又創辦漢口版、重慶版、香港版、桂林版。“一張民營報紙辦了六個版，這在中國新聞事業史上絕無僅有。”
那段風雨如晦的日子裡，《大公報》與國家、民族同呼吸、共命運，先後經歷六次遷館，報館資財設備在戰火中損失殆盡。報館員工和萬千流離失所的難民一同輾轉奔波，但卻始終堅守著新聞人的氣節與底線，堅決不在敵人統治下出版任何一期報紙。
方漢奇指出，《大公報》在抗日戰爭時期把輝煌的新聞事業發揮到了極致，但是同時為抗日戰爭做出巨大犧牲。正是在這個時期，《大公報》先後損失了天津版、上海版、漢口版、香港版、桂林版，後就只剩下重慶版“一盞明燈”，頑強地堅守到抗戰勝利。當“日本投降矣”5個八欄高的標題大字躍然報端，大公報人極力的宣洩著內心洶湧的情感，“這個標題可以說是非常醒目的一個句號”。
方漢奇表示，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抗戰勝利，《大公報》在這十四年都是在為抗日戰爭的準備、進行直到取得全面的勝利，做輿論上的鋪墊、鼓吹、激勵和推動，一以貫之，矢志不渝。“《大公報》的巨大損失是為國家付出的，為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付出的，承擔苦難的《大公報》這一群體，非常難能可貴。”
1902年，英斂之在天津法租界創辦《大公報》，積極倡導維新思想。1926年後，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接辦，提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方針，使《大公報》成為獨立民營報紙的典範。抗戰時期，《大公報》堅守抗日宣傳陣地，輾轉多地堅持出版，影響力達到頂峰。按照方漢奇的觀點，“《大公報》傳播信息，主導輿論，臧否時事，月旦人物，像百科全書一樣地記錄了世紀的風雨，記錄了民族的苦難，也積極維護着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呼喚和期待着中華的振興。”
方漢奇指出，作為現存歷史悠久的中文報紙，《大公報》的歷史都是”很正面的，正能量的，積極的形象“，愛國情懷矢志不渝，在香港發揮了輿論的中流砥柱作用。
“《大公報》名字起得好，影響也深遠。”百歲期頤的方先生欣然題寫報名釋義──“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短短十字，字字千鈞。他希望《大公報》能繼續發揚大公精神，寄語大公報人將個人事業融入整體利益之中，在新的時代、新的環境下，再創新的輝煌。
2016年，大公報和香港文匯報兩家傳統愛國媒體組成了“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方漢奇告訴記者，《大公報》和《文匯報》都是近代著 名的報紙，兩份報紙合在一起攜手並進，力量更大，影響更深遠，是強強聯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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