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渠南渠 左菲悦摄
灵渠位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东北部，是秦始皇为统一岭南保障军需供应而建。此后历代王朝对灵渠皆有修整，其功能不断完善，保留至今，成为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颗明珠。
在已有灵渠修浚的研究中，唐兆民对历代灵渠修浚做出了统计。王双怀从宏观层面对华南地区水利事业进行全面考察，指出水利发展对农业的影响。范玉春梳理了灵渠历代几次较大规模的修缮。吴小凤对明代广西区域内交通建设与维护王朝稳定进行了探讨，还指出明清时期政府重视广西水利建设，达到一个高峰期。但对于明代灵渠修浚，目前学界鲜少从边疆视域出发，分析边疆治理与水利之间的关系。明代广西地处南部边疆，内部时常受到区域内各族人民反抗的影响；外部与周边邻国尤其是安南接壤，边疆特征明显。明代广西发生过多次捍卫边疆安全和王朝统一的重要战事，灵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学界讨论较少，因此，本文拟从明代灵渠修浚与边疆稳定关系这一视角，探讨明朝在南部边疆地区“水利治边”的治理策略，以进一步深入理解多元一体中国的形成。唐代鱼孟威修渠时“导三江，贯五岭，济师徒，引馈运”，对水运进行过描述。宋代的周去非则更为详细：“渠水绕迤兴安县，民田赖之。深不数尺，广可二丈，足泛千斛之舟。”前代对灵渠的航运也极为重视，并进行修治，以此维持航运的通畅。灵渠的通航对于该区域的治理有着重要的作用。灵渠地属兴安，在明朝属桂林府管辖，“系百粤之故地，耸千仞之层峦。犬牙交广之域，襟带湖湘之间。右走瓯骆，左控荆蛮。入岭首邑，曰惟兴安”。由于灵渠水运“北会于湘，南会于漓。湘达洞庭江汉，漓通两广南海”，交通十分便利，因此成为南北往来的“咽喉之地”，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由此北运过湘楚，进入长江流域，通过大运河，可到北京；南下则通过桂江流域，进入西江，再由北部湾进入东南亚各国。在唐兆民《灵渠文献粹编》统计的基础上，结合明实录和方志资料，明朝对灵渠的修浚主要如表1所列。
由表1可知，明朝对灵渠有六次较大规模的修浚，其中洪武、永乐年间各有两次，成化和万历年间各一次，可见明代对于灵渠的修缮主要集中在明前期。修浚多是因为渠道坍塌损坏，难以通舟，影响了物资的转运。“是夫以湘漓一线之水，为三军、百姓之所系命，固楚粤间咽喉也”。正因为灵渠关系着军事运输以及一方民生，所以明朝通过修治灵渠的方式，推进桂林区域的治理，加强内地与边地之间的互动。
明朝军事防卫的一个特征就是在河流沿线多设卫所进行管理，用以管控重要的水路交通节点，其方式是“设防置戍”。整个灵渠流域所设的卫所包括桂林中卫、桂林右卫、全州守御千户所、灌阳守御千户所、平乐守御千户所，李奥运称为“交通型卫所”。“兴安为南楚东粤水陆之会，土颇腴，民瑶驯扰。惟西距武岗，山多人少，此瑶彼苗，相勾引为疆圉患，故设有六峒巡司与白竹、山塘二堡，及大融江打手诚重之也。又东有唐家巡司，北有土坪、株子二隘，以控制于远，内有汉兵、民款，外有全桂等六哨以环卫，于近，彼此周防，声势联络。兴安庶几其帖席乎”。兴安既属偏远地区，又处河流沿线，周边有瑶、苗等村寨。这些兵力布置在灵渠沿线，保证水运安全。这些哨所包括“指挥一员，领哨官三员，管队官一员。灌阳守御所马队旗军一十六名，桂林中、右二卫步队官、旗军一百一十员。全州守御所哨守马步旗军二十七名。湖广荆州左卫，并德安守御所全班官军”。兴安县虽未设守御千户所，但可以从临近的桂林右卫、全州等处调集兵力。以上守备兵种涵盖了明朝几种兵制，布防的兵力数量不低。此外还设立了唐家铺巡检司、六峒巡检司。两处分别位于湘江和漓江进入灵渠的关键位置，在此设卡既方便盘查来往于津渡的各类人员，也是加强对水道的掌控，促进王朝对地方的管理。整个灵渠流域沿线还包括设立于临桂的芦田市巡检司，全州柳浦巡检司等。就全国而言，桂东北地区也是巡检司设置密度较大的地区之一。足可见明廷对整个桂林区域的重视程度以及基层治理的深入。卫所、旗军、千户所、巡检司等设置在流域关键位置，有效掌控着这条重要水道。除此之外，明朝特别设置陡军，在灵渠沿岸实行屯田，对灵渠进行管理。“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其法很善”。屯田是移民实边的重要举措，寓兵于农则保证了驻兵的稳定，同时也是一项开发边疆的重要措施。明朝陡军有国家承认的军户身份，可世代承袭，国家给予田地进行屯种，粮饷从田产中获得，除了一部分上交国家作为税收之外，其余自留以充作军饷。陡军的设置，与灵渠水利工程形成互补作用。桂东北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有枯水和丰水两季之分，枯水季给灵渠水运带来影响时则需要陡门蓄水，船只才能顺利通过。陡门设置很早的记载是唐代鱼孟威《灵渠记》，而陡门“三十六”则是北宋年间的李师中所定。明初黄福赴安南经过灵渠时，设有三十六陡，每处设有二人守备，负责陡门启闭。黄福此处记载的“军”，就是负责守陡门的陡军。现在兴安灵渠沿线还生活着陡军后裔，其中季氏是人数较多的一支，根据其先祖季从善墓碑碑文“祖原籍山东兖州府，于明效勤王之绩，从征来粤，卜居兴邑”（“大明卫指挥使启祖考（妣）季公门（讳）从善（初氏）老大（孺）人之墓”碑文，此碑现存于桂林市兴安县季家屋场），可知季姓陡军原籍是山东兖州，明初随军而来，留在兴安繁衍生息。碑文中提到季从善的官职是“大明卫指挥使”。明代的卫所设立指挥使一人，正三品，多为军官世袭之职。这与其陡军军户的身份相符。对于灵渠的管理，明代进行相应的军事驻防，保证灵渠航运畅通的同时，愈加重视灵渠的战略价值。军事驻防与屯田制度紧密结合，一方面避免了频繁从外地征调所导致的将士水土不服、影响战力的问题；另一方面更有利于边地的开发，有效解决了粮饷转运的困难。水路畅通在保证了军事优势的同时，也有提升行政效率的意义。明袭元制，在广西各地设置驿站，有效管理王朝与边地之间的信息传递。明初由南京到广西桂林府，需经过湖广到湖南，由衡州府临烝驿，到永州府湘口驿，再通过石期驿、柳浦驿、山角驿，进入广西全州城南驿，过建安驿、兴安的白云驿、灵川的大龙驿，到广西布政司桂林府东江驿。明代驿站线路明确固定，形成了以桂林为中心的交通网络，加快了信息递送的效率，强化了边远地区与王朝中心的联系。根据《明代驿站考》记载，兴安的白云驿“在今广西兴安县城北”，具体位置就在灵渠之畔，与灵渠的航运密切相关，此驿也是广西驿站系统中的重要一环，“是渠当南服往来喉舌之地”，灵渠的修浚，确保了入桂交通的畅通。后期以灵渠疏浚为切入点，明朝推进了对府江的治理，凿去河中滩石，使灵渠水运与府江水运更好地进行联动，稳定了区域形势。再者，灵渠与唐代开凿的相思埭一并构成水路网络体系，“灵渠自北而南三十二陡，又由漓通铜鼓水，自东而西入永福六陡，六陡冬月水消则涸绝不行”。二者并列使用，联系南北和东西两个方向，运输更为便利。水运交通网络的形成不仅使得南北之间沟通更为顺畅，重要的是方便货物的往来运输，使粤西地区的经济进一步发展。桂林府的东江驿还设置了专门的递运所，“专管递运官物等项，船计五十只，水夫五百名，防夫六十名”。配备专门的船只、人手组织运输，且人数较多。由湘江到府江的水路，在全州和平乐府段也设有递运所，说明官府对此条运输路线的重视。随着明代商品经济日益发展，湖南、广东、江西等省的商人，也通过灵渠进行货物的贩运，收购广西地区的土特产，刺激了广西经济发展。根据隆庆四年（1570）成书的《一统路程图》记载：“北京陆路至岳州府，本府过洞庭湖，至长沙、衡、永、全州、广西桂林，皆水。衡州之南，湘水渐少，百石船由湘、漓二江，可入两广。”灵渠运输能力可见一斑，对于较大规模的运输，水运有成本小、运量大的显著优势，这也是王朝对于灵渠水路频频修浚的原因之一。灵渠流域水运网络的构建使区域内各部分联系更加紧密，边地与中央联系亦得以加强，推进了明朝对广西的治理。明朝立国之后，采取种种措施如兴修水利、奖励耕种以安定社会、恢复生产。明初灵渠“岁久堤岸圮坏”，经过元末的战争，社会凋敝，渠道倾圮，影响生产，民心不安。农业灌溉也是灵渠一项重要功能，“至是始修治之水，可溉田万顷”。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在大乱之后，安定一方民心。“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各处闸坝陂池，引水可灌溉田亩以利农民者，务要时常整理疏浚”。洪武二十九年（1396）修渠记载中有明初严震直在修渠的同时，还修有“灌田水函二十四处，湎陂小陡二处”（此为严震直修浚灵渠时所留下的碑刻，碑文刻于兴安县灵渠景区秦堤飞来石上，洪武二十九年（1396）刊。碑文完整，部分字迹模糊，引文据原碑记录）。蓄水灌田，引水入沟，方便农业耕种。严氏因此称颂：“民田从此多沾溉，安享丰年乐有余。”说明灵渠对于农田灌溉作用巨大。方昇作《灵渠赋》评价“奠皇图于巩固，濡圣泽于无穷。乱曰：渠之水兮波汤汤，溉稼穑兮通舟航。”将灵渠的灌溉、通航功能表达得具体而形象，而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民以食为天，粮食的问题得到了保障，王朝的基业也就得以稳固。为了保证对农田的灌溉，到明中期时灵渠有“向系五年大修，三年小修”的制度。灵渠的潦啮隄亦被变患为利，设置“十函”，在泄水的同时，还能“灌田千亩”，可知兴安当时对灵渠水利的使用是系统性的，对农业生产有巨大的功效。在每年水患的时候，官府还设置专门的“田函夫”，“官即计亩课夫修筑，谓之田函夫”，维持十函的修筑和运转。综上，明朝通过对灵渠的修浚，一方面使当地百姓能够享受灵渠水运带来的河道畅通的交通之便、灌田万顷的农业之利，安定民心；另一方面，灵渠沿线构筑有力兵防，保障对灵渠的控制。但即便如此，有明一代，地方土司势力等依旧对王朝治理困扰不小，王朝治理始终受到来自广西内部因素的牵制，区域内动荡不断。因此更需要保证水运畅通，能及时调集军队和运输粮草，巩固王朝在粤西的统治。严震直修渠背后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原因。明初朱元璋沿袭前代羁縻策略，以保障王朝南疆的稳定。但土官内部往往因为官位世袭、权力分配等因素出现纷争，进而发生械斗，影响王朝权威。例如，龙州、南丹、奉议等州土司“梗化”。洪武二十七年（1394）之时，龙州土官赵宗寿以子侄的身份世袭，在家族内部产生矛盾，引起原土官赵贴坚妻的不满。贴坚妻联合谪居在龙州的郑国公常茂、女婿太平州土官李圆泰，处处压制赵宗寿，并上告京城说明赵宗寿不应袭位。此事在龙州等地引发了骚动，但明太祖却以“蛮夷远人”而偏袒功臣之子，造成朝廷处理不公，导致“屡诏令赴京，宗寿与群蛮结聚，拒命不出”。与此同时，桂西土司也不安分，向武州知州黄世铁与镇安府“争占地方”，加之“南丹土官莫金乱”。在边疆地区出现动乱情形下，“兵部尚书致仕唐铎，赍敕往谕之。宗寿不从命”。由此就有了陈琏在《重修灵渠记》中的记载，“洪武二十八年秋，奉议、南丹、向武、都康诸州谋不轨。事彰，朝廷命将征之。时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唐公铎来议军事，道经兴安，睹灵渠之废，具实以闻”。朱元璋派遣已经致仕的兵部尚书唐铎前往龙州，早有了一定的军事考虑。唐铎在朱元璋起兵之初“即从事左右”，“为人长者，性慎密，不妄取予”。多年的从征经历和实战经验，唐铎不可能认识不到灵渠运输粮饷的重要性。所以在唐铎汇报之后，朱元璋认为“修治深广，可通官舟给军饷”。而后，朱元璋派遣监察御史严震直修治灵渠。面对龙州、南丹、奉议等州土官的“梗化”，明朝采取军事行动进行打压。朱元璋任命杨文为征南将军，以韩观和宋晟为左右副将军，刘真为参将“率京卫精壮马步官军三万人至广西，会各处军马，讨龙州土官赵宗寿及奉议、南丹、向武等州叛蛮”。这次征讨大军约合十万人，多是从湖广、江西等地卫所调来。在大军压境之下，赵宗寿很快上表乞罪，“偕耆民农里等六十九人来朝谢罪贡方物”。大军又挥师南丹，平息南丹诸蛮，“参将刘真等攻破南丹州，执土官知州莫金，并俘其众。复遣宝庆卫指挥孙宗等，分兵击巴兰等寨，蛮獠惧，焚寨遁去，官军追捕斩之。蛮地悉定”。这次征讨是“明朝开国以来对桂西很狠的一次用兵”，其意在“为子孙计欲进一步奠安广西”。之后唐铎参议军事，以本次出征的官军设立卫所驻守，并根据山川形势“置奉议等卫，并向武、河池、怀集、武仙、贺县等处守御千户所，设官军镇之”。明朝重新调整了在广西地区的军事部署，尝试改变当地土司专治的格局，将军民卫、千户所等系统嵌置其中，推进王朝直接管辖的力度，调整军事防卫机构的部署，将中央直接管辖的力量纵深布防，进一步掌控地方，以此防止各地土司之间声援，削弱其力量。调整布防的同时，唐铎为解决新设立卫所军粮供需未敷的问题，提出“运盐中纳”的办法，将广东之盐运至广西，再由商人运输至少盐的长沙、宝庆、衡州、永州四府发卖，既可解决军粮又可解决百姓食盐问题，军民都可以从中获利。“命广西官司于梧州接运至桂林，召商中纳”后将盐发卖湖南等地，其运盐纳粮的路线就经过灵渠。洪武二十九年灵渠修浚后，运力得到加强，到洪武三十年时，广东盐售卖区域进一步扩大至江西赣州、吉安等地，运盐的数量也相对增多，这些都是灵渠水运带来的便利。由于运盐路线又恰巧与广西动乱频发的府江流域重合，其中大藤峡之乱、府江之乱、古田之乱等都在此区域内。“两广盗蜂起”，盐运产生的利润对广西用兵大有裨益，黄佐就称“照得两广用兵，全仗盐利”。可见盐税为广西军兴承担了大部分的开支，是军饷的重要来源。在边方多事、军饷负担沉重的背景下，明初从叶盛到韩雍经略两广时，对销盐进行过相应改革。此后运盐线路虽偶有调整，但广东盐运往湖广地区的主路线，依旧是以灵渠为必经之地。所以作为“要害”之地的灵渠，不仅承担起征调官军的往来，还提供了军费。广西并非产盐区，食盐难以获得，盐本身就关系国计民生，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物资之一，广东盐运往广西和湖广地区，不仅解决了广东食盐积压难以售卖的窘境，还使广西食盐获得了充足的保障。再者，广西的粮食和广东的食盐进行物资交换，使得两地的百姓都能从其中获利，改善了民生，加强了国家对当地的治理。隆庆三年（1569），朝廷为彻底解决古田之患，任命殷正茂巡抚广西，殷正茂“调思明等处土兵及汉兵共十万，令大猷统之，直抵诸巢，合营进剿”。于隆庆五年（1571）平定了古田之乱。为巩固这次平乱的结果，除了对古田地区加强政治管理和军事管控之外，殷正茂还向隆庆帝建议以发展经济的方式，来巩固地区的稳定，“巡抚广西都御史殷正茂，以古田既平欲修举盐法，以足兵食，乃疏言贩盐在广西，而出盐在广东，行盐在湖广衡永。诚令官出资，本岁买盐三百艘，逐时估消息收其奇赢，可以不烦朝廷，不用民力，而广西岁饷数万金充，然有余且。十年之后，舳舻交通，货物充韧，广西遂为富藩矣”。殷正茂希望以此作为对古田地区用兵的善后之策，即由官府出资购买广东的食盐，由府江北上，到桂林省城、全州等各地进行发卖，并由此转运到长沙、宝庆、衡州、永州四府及郴、道二州等地进行售卖。这样一来，广西便可以将获利作为军费。官方更为期待的是，通过这样的资本累积，广西变成富庶省份，民由此获利，从根本上可以消除民间作乱的风险。《苍梧总督军门志》记录了东盐转运的详细路线：“一自南雄双庆岭至南赣，以达于吉安；一自梧州入桂林至全州，以达于衡永二路。”行盐所经过的水路，就包括了府江和灵渠。“自嘉靖年以前，向未有禁。此旧规流通军饷民食，各得其便也。继隆庆五年，西省恢复古田县治，为善后兵食，乃以东省置盐运至西省榷税”。之前就有两省之间运盐的先例，行盐路线维持运转，官府与百姓都可从中获利。刘利平研究殷正茂《运盐前议疏》后认为该议疏清晰表明“明代中后期广西官运盐业的成本结构为购盐成本55.41％，运输成本16.44％，政府税费20.48％，利息费用7.67％；其商业利润率约在43.60％~29.50％之间，平均为37.33％，比同期淮盐水商12.07％的平均商业利润率高出２倍”。可见广西官运盐业的利益十分可观，以此作为富省强军之手段，确有可行之处。万历十年（1582）户部的奏报称“自隆庆六年至今十有余年，虽盐运渐减，计每岁尚收银一万五千两，以充戍兵之食”。可见其经营收益颇丰，基本能够解决戍守士兵的伙食问题。万历十五年（1587），广西巡按御史蔡系周巡查盐务过程中，发现存在诸多的问题，上陈“盐法七事”，其中第六项“谨河道”指出灵渠十几年来缺乏维护治理，渠道有所损坏，对运盐造成了不利影响。但“粤西自嘉靖以来无岁而不寻师，今年征古田，明年征十寨，后年征府江”，古田、十寨、府江等多地兵戈不断的现实影响了灵渠正常的修浚。直到杨芳到任广西，区域各族群起义逐渐平息，在万历三十年（1602），灵渠才得以重修（之前未见有人提及并研究此次修浚，笔者另有拙文论述），彰显出动乱平定后粤西地区百废待兴的新气象。明王朝通过对灵渠的修浚，强化了水路交通作为加强地区治理的一种手段。水运的畅通，既可以保证士兵的调集，迅速地平息区域内动乱，维护王朝在地方的统治；同时，可通过对渠道的修浚，加强对交通线的管辖之权，巩固战略要地，进一步推进王朝的力量。再者，通过灵渠运送人员与物资，有利于恢复和促进区域内经济的发展，起到稳定民心的作用，从深层次推进了王朝国家在区域内的治理。明朝加强对边地的管控，安定内部，其长远目的在于边疆的稳定安全，以广西为制衡前沿，保证与安南边境的稳固。明代治边主要思想是“重北轻南”，所以在南部边疆维持与安南等国的宗藩关系，可以营造一个相对有利的周边环境。王朝通过灵渠水运，从湘江进入漓江，再由府江而下，到邕州，前往龙州等地。龙州“中国之藩篱，亦入交之门户也”，这条通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前述，明王朝对龙州、南丹、向武等州的征讨，“可能有保靖边境角度的考量”，“西南土司与交州为邻，交人所以俛首顿颡不敢窥内地者，以土酋兵力之强，足制其死命也，若自弱其兵、轻撤其阵，恐中国之边患有甚于土司矣”，西南边地的土司对安南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对于维护边地的安全有着积极意义。朝廷征讨龙州的同时，派遣礼部尚书任亨泰、监察御史严震直出使安南，“谕以讨龙州赵宗寿之故”，并告诫安南“龙州地连安南，大军压境彼必致疑。宜告以赵宗寿之罪不可赦。安南当慎守边境，毋启纳叛之谋。若如朕命，彼此边徼之民皆幸矣”。朱元璋警告安南一方面是龙州等地与安南相连，表示明军的征讨并不针对安南，打消安南的疑虑。另一方面，明军对地方土司的征讨属于本国内部事务，以此阻断赵宗寿与安南勾结，阻止其向安南求援，防止向安南逃窜。安南不必参与其中，不然反受其乱。更重要的是警告安南，不要趁战乱之际侵扰广西边境。这是宗主国与藩国之间的一种外交招数，对安南的宣谕，可以使明军减少腹背受敌的压力并维持边疆的稳定。朱元璋还要求安南提供八万石粮食帮助征讨龙州。安南黎季犛以“地狭民稀”为理由推诿，称舟楫运输不易，龙州陆道艰难，仅能运粮到凭祥洞，为后来安南因为丘温、凭祥洞等五县地的归属与明朝划定疆界问题埋下伏笔。后安南国内爆发黎季犛之乱。永乐二年（1404），老挝军民宣慰司使刀缐歹遣使护送前安南王孙陈天平来朝，永乐帝才识破安南黎氏篡逆的真实面目。安南不仅骗取明朝的册封，袭杀明朝使臣，篡位称帝，还一直侵占邻国占城土地，更有甚者“又逼与臣冠服印章，使为臣属”。广西思明府发禄州、西平州、永平寨等地，安南也强占过去。“觊觎南诏，窥伺广西，据思明府之数州，侵宁远州之七寨，掳其子女，殴其人民。欺占城孱弱，夺其土疆，逼与章服，要其贡赋，累使晓谕，怙恶弗悛”。安南的这些做法，已经极大地破坏了其与明朝的宗藩关系，严重影响到了明朝宗主国的地位与边疆地区的安全。黎氏派人劫杀由明廷护送回国的陈天平，直接导致了永乐帝兴师安南。永乐帝以朱能为总兵官，沐晟、张辅为左、右将军，李彬、陈旭为左、右参将，率两京、荆、湖、闽、浙、广东、广西各地军队征讨安南黎氏，“刑部尚书黄福，大理寺卿陈洽，给事中冯贵，督馈饷”。黄福先行筹措军粮，留下《安南水程日记》一篇，详细记载了出行线路。七月初一日从龙江驿（今江苏南京）出发，从南京沿长江而行，经安庆、武昌、岳阳进入洞庭湖，再由湘水到长沙、衡阳、零陵，从而进入广西。“二十三日，早至城南驿，驿隶全州。是日申末至白云驿，驿隶桂林府兴安县，县去驿半里许。驿之南北设陡三十六所。驿以北陡十水流而北，驿以南陡二十六水流而南。每处设军二人守之，船过则放闸”。黄福夜宿在兴安县境内的白云驿，还见到了灵渠岸边启闭陡门的陡军，可以明确的是黄福是经过灵渠到达桂林府。其行经的路线与明代南京至广西桂林府驿站路线相同，说明黄福是通过官方驿路来到广西，由此前往安南前线。后其从桂林府出发到达太平的路线，经过了桂林府—平乐府—梧州府—浔州府—南宁府—太平府等地，大致与《一统路程图记》中记载的桂林府水路至思明府路线相同。根据山本达郎的研究，黄福从南京到太平府所用时间为53天，而朱能率领大军由长江入鄱阳湖，沿赣江逆水而上，自赣县经大庾岭、南雄县进入广东，又沿西江逆水而上抵达太平府，耗费时间73天以上。可知经过灵渠水路耗费时间更短，且路途更为平顺。水运时间短、运量大的优势或成为黄福运输粮饷的选择。通过此路输送粮食到前线，可以减轻供应的压力。这也与之前朱元璋修浚灵渠的战略目的相契合。永乐二年灵渠再度重修，水路更为畅通。而灵渠下游的桂林是“运盐中纳”的周转地，运盐运粮都要经过桂林中转。在九月二十二日黄福给陈洽和冯贵的复信中，提到“数日以来止有桂林右卫报军二百六十，领船二十只，于今月二十日拨运太平之粮”，说明军粮运输是从桂林走水路而来，顺利到达前线，可知灵渠水运一线再次发挥了运输军粮的作用。安南黎氏之乱平定后，陈氏后人“无可继立者”，张辅“请依汉唐故事，立郡县如内地”，“上从其请。乃于其地立交趾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司，分其地为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县，据其要害设卫十一，守御千户所三，又于交广分界处如潼关卫例，设丘温卫，及坡垒、隘留二守御所，军隶广西，民属交趾，以相制驭”。而后，“新城侯张辅言交趾平定，开设诸衙门，朝廷遣使及诸司奏报皆须驿传。宜于广西桂林、柳州、南宁、太平等府，增设水马驿一十九。自桂林府东江驿至思明府凭祥县，新旧马驿共三十有一，其驿道远者，宜设中站，南宁府至龙州等驿水道差远，宜增驿舟，并置递运。上命所司悉准行之”。通过设置驿传、增加驿站等方式加快王朝对边疆的管理，强化王朝对新管辖交趾地区的控制。永乐五年（1407）总兵官张辅班师回朝途中，与韩观一同去平定柳州武宣和桂林永福等地的叛乱。“领兵三万由他道，必殄灭此寇，毋遗民患”，意味着此次回程的路线与出征路线并不一致，所谓“他道”，应该就是平定桂林地区叛乱的线路，才有后来左廸“总兵官征安南，至是师还至永州，以疾卒”的记载，说明还师路线途径永州。永州位于湘江的下游，大军在桂林平叛后，经灵渠入湘江，为合理路线。黄福提到张辅复至交趾平叛“历八桂、九疑之津”恰与经过灵渠线路重合。此外，兴安县人秦子忠就因为“时交南用兵，藩司闻其才，令督舟楫运军需。郡邑多被谴责，子忠调度有法，无一违误”。秦子忠调度得宜被举荐到太学，后被授予工部司务监督运输楠木去兴修陵寝，说明此时灵渠在军需运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人员货物往来频繁，需人调度。永乐二十一年刚好处于“交南用兵”的时间段内。中原与安南在长期交往中形成了固定往来线路，根据廖幼华的考证，在唐宋时期形成以明江道、水口道、平而道三条从广西进入交趾的道路，并认为从安南进入中原，不论是走陆路还是海路，“都需要入郁江、溯漓江，逾越城岭进入长江流域，再辗转前往长安或汴京”。元朝对安南的几次征伐，也是多取道灵渠进入静江。至正二十五年（1288）“元军与中国内地的联系却被切断，无法获得后方支援，不得不撤退回国”。明军吸取元军失败的经验教训，消灭地方叛乱，保障其后方安全，并利用开中法，扩大征粮渠道，保证粮食供应安全，以此维持对安南的用兵，在前朝的基础上，利用之前开辟的道路，运用广西境内水运网络体系，加强粮食的供应。从黄福与负责馈粮的陈洽和冯贵书信往来都反复商讨粮食运输及军粮调配的问题，可以看出明军对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视程度。由灵渠一线，由桂林经府江，到邕州，再到太平进行粮食的分运，辅以之前增设的水道递运，说明这条道路被官方认可，设置了完备的管理方式，保障粮食运输与人员往来。根据丘濬《大学衍义补》记载“其道路，在广西则由太平府，历龙州及凭祥县，抵其谅山府，至其所称东都者，可七日程”，便能顺利到达安南地区。丘濬在撰写《大学衍义补》之前，就根据张辅平定安南时的前后奏报，参考《交趾郡志》和所在露布榜文，写成《平定交南录》一文，所以其对明初，尤其是“郡县安南”时期入交道路的记载是可信的。黄福所做《送阮布政赴京二首》“一棹东风出玉山，一壶春糯过乌蛮。衡阳水阔多飞鹰，蚤寄平安两字还”，也说明了阮布政的赴京路线也是由水路通过乌蛮滩（今横州），溯漓江，过灵渠，入衡阳到长江流域，达到京城的。与黄福同一时代的解缙，因言交趾事忤旨和被谮，贬谪广西，后改贬交趾，梳理其流传下来的文集和诗歌后发现，解缙被贬的路线也是经过湖南，到广西全州，再过灵渠，到桂林，前往思明等地到交趾。其路线与黄福所记载路线基本一致。综合以上路线可以说明，灵渠是官方驿路的代表，是保障粮食运输和调拨军队前往安南的关键通道，前往交趾或是赴京的官吏，都要经过这条官方驿路往来。虽然平定安南后，明王朝设置了官府机构进行管辖，但当地反抗斗争却此起彼伏。直到宣德二年（1427），明宣宗接受大臣杨荣的建议“不宜以荒服疲中国”，从安南撤军回朝。而后两国保持原来的宗藩关系，至此安南又变成明朝宗藩体系中的一员，定期朝贡。正德元年（1506），鲁铎出使安南宣谕正德皇帝即位，留下《使交稿》一卷，完整记录了使交路线，由湖南进入广西，其入交路线如下：全州—兴安县—灵川县—苏桥驿—蓬莱滩—赌命滩—迁江县—思笼驿—上林—昆仑关—南交关（交趾）。可以明确看出是从灵渠经过，再从桂林南下到交趾地区的。可见这条路线一直保留了下来，成为两国往来的重要通道。由粮食补给供应线到两国交往之路，一直延续到了清代。清代朝贡制度完备，朝贡路线规定明确：“安南国贡使进京，广西巡抚给予勘合，由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江南、山东、直隶水路行。回日由部照原勘合换给，仍由水路归国。永为例。”值得注意的是，清王朝继承并完善了明王朝对安南的朝贡要求，规定了进贡路线，强化了对安南的宗藩关系，使得入朝体系更为严密。作为边疆水利的代表性工程，灵渠在边疆经略中有着“水利治边”的重要意义。明代通过六次较大规模的修浚，发展区域内的农业生产，稳定基层社会，百姓能够从水路之中获得便利，民心得以安定。货物流通促进经济的发展，纵深推进对边疆地区的开发，改善了民生。同时，水路又成为运输军粮和调拨士兵的重要通道。明代广西内部与边境发生过较大的动荡，中央与边地之间必须保持良好的交通联系，以顺利开展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又强化了地方与国家的联系，从整个边疆形势来看，灵渠的修浚有利于南部边疆的稳定。随着水运交通网络的构建与带来的便利，中央与边地之间的互动与往来加强，中央对边地的管理逐步完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在处理周边关系时，明朝以维护边疆安全为基础，与邻国保持较为稳定的宗藩关系，灵渠一线又成为使臣往来的要道，进而成为文化交流的象征。之后清朝借鉴明朝的经验与做法，在广西地区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