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洁：秦汉时期的“中国观”

关于“中国”的地理范围，王尔敏认为：秦汉以前的“中国”主要在指称诸夏列邦及其活动的全部领域。实际上，在秦汉时期，“中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理范围。“中国”或指“京师”，或指“十二州”，但主要是指“中原”或者“北方”。

“中国”指“京师”，《诗经》：“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注云：“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史记》：“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集解》引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一个典型的例证出自《汉书·扬雄传》：“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于雒阳，娄敬委辂脱挽，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举中国徙之长安，适也。”从天文分野的角度上说，“天帝常居中宫”，对应在星空之下，即为“天子坐镇中国（京师）”。

“中国”的第二种含义为“中原”，“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说文解字》亦有：“江南名柿，中国曰札，山东名朴豆。”对于“中国”指代“中原”，王子今敏锐地指出：以河洛地区为主要基地的中原文化优势对于华夏文明的奠基具有特殊意义，并由此形成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地理意识。

当“中国”指代“北方”时，其北界为长城，南界大致为长江。关于“中国”的北界，即是长城。《史记·匈奴列传》载：“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汉书·西域传》言：“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这一界限在“天文分野”中亦有所体现，即天文之“天街”对应地理之“长城”。《汉书·天文志》云：“毕、昴间，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国也。昴为匈奴，参为赵，毕为边兵。”

关于“中国”的南界，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江淮”属于中国，似乎可以反映出其南界为长江。《史记》言：“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淮南王刘安将“中国”和“南方”并说，“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臣窃闻之，与中国异。”两汉之际的苏竟亦将“南方之兵受岁祸也”与“中国安宁之效也”加以比较，这或许是出于中国主要指北方的缘故。早在先秦时期，北方就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如《汉书》言：“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

在汉人的天下观中，“天下=中国+蛮夷”。如《史记·封禅书》云：“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对于地处蛮夷的三座名山，《封禅书》并未留下具体山名，但可以认定“会稽山”在这八大名山之列，“于是自殽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会稽，湘山。”《淮南子》亦言：“何谓九山？会稽、泰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秦汉时期的“中国”主要指北方，所以地处南方的会稽山一般不属于“中国名山”之列。

在秦汉史料中，很少有将“中国”等同于“九州”的记载。换言之，“中国”的范围一般较之“九州”要小，若以《禹贡》九州而论，南方的荆、扬、梁三州通常被排斥在“中国”之外。伏湛曾对光武帝说：“今兖、豫、青、冀，中国之都，而寇贼从横，未及从化。”《论衡》言：“舜、禹治水，不得宁处，故舜死于苍梧，禹死于会稽，勤苦有功，故天报之；远离中国，故天痛之。”由此可见，位于北方的兖州、豫州、青州和冀州被视为“中国之都”，舜帝和大禹却因分别葬在荆州苍梧和扬州会稽，被后人感叹“远离中国，故天痛之”。

此外，秦汉史料中留存了大量关于扬、荆、梁三州不属于“中国”的相关记载。首先，关于扬州（吴越），《史记》言：“夫广陵在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轻，故诫之曰‘江湖之间，其人轻心。扬州葆疆，三代之时，迫要使从中国俗服。’”《后汉书》载：“（李）忠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其次，关于荆州（荆楚），《后汉书》载：“以新造之楚而御中国，必危也。”最后，关于梁州（巴蜀），《后汉书》载：“（公孙述）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龙兴之瑞。数移书中国，冀以感动众心。”

除了上文已论述的地理范围之外，在个别例子中，“中国”甚至囊括了战国七雄的控制区域。司马迁认为“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太史公曰：“齐桓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秦缪用百里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此处“中国一统”的范围至少应包括“齐、赵、秦、吴、楚”的控制区域。《史记·天官书》载：“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这是笔者所见秦汉史料中仅有的一处关于“分中国为十有二州”的记载，同时《天官书》亦言：“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从来久矣。”我们很难界定“十二州”的地理空间，但这一“中国”的范围显然已经超出了“中原”或者“北方”，也只有这层含义的“中国”才能划分出“东南为阳”与“西北为阴”的天下格局。

综上，秦汉时期的“中国”并没有明确的地理范围，但主要是指以“中原”为中心的“北方”。“中国之人”既认为“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也认为“边郡山居谷处，阴阳不和，寒冻裂地，冲风飘卤，沙石凝积，地势无所宜”。同理，“北方之人”则会认为“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本质是一种“优越性”，这体现在地理空间上，即表现为“中国对于边郡”以及“北方对于南方”的地域歧视。总之，秦汉时期的“中国”一般是指《禹贡》九州中的“北方诸州”，而南方的“荆扬梁三州”经常被排除在中国之外。秦汉的史料中，也存在将“中国”视为“九州”或者“十二州”的记载，但仅是个别用法。

关于“何为中国”，除了熟知的“地理中国”与“文化中国”的含义之外，还存在“政治中国”的说法。这是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概念”，即“中国”可以指代国家政权。但此说放在秦汉时期并不能成立，“中国”并非当时政治实体的名称，“汉国”“中国”与“汉王朝”三者之间亦存在明显的差异。

关于秦汉时期的“汉国”，史料中一般有两种用法，其一是将“汉国”与“夷狄”相对。如《汉书·陈汤传》言：“至今奉使外蛮者，未尝不陈郅支之诛以扬汉国之盛。”《汉书·匈奴传》云：“昌、猛擅以汉国世世子孙与夷狄诅盟。”“敌国”的存在，才凸显出“汉国”的含义，上述的“汉国”显然不包括“夷狄”。

除了“夷狄”之外，“汉国”有时也与“王国”并称。如《史记·梁孝王世家》载：“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明年，汉立太子。其后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将作为王国的“梁”与“汉”并说，这里的“汉”应是“汉国”之义。《汉书·路温舒传》亦言：“故大将军受命武帝，股肱汉国，披肝胆，决大计，黜亡义，立有德，辅天而行，然后宗庙以安，天下咸宁。”在“股肱汉国”之后，“宗庙以安，天下咸宁”，这一递进关系表明，“汉国”虽为“天下”的核心，但并不能囊括整个“天下”。从语境上说，股肱“汉国”更侧重于“西汉中央朝廷”，并不包括诸侯王国在内。

《汉书·翟方进传》同时出现了“汉朝”和“汉国”：“遏绝继嗣，变剥适庶，危乱汉朝，以成三厄，队极厥命”，“天休于安帝室，兴我汉国，惟卜用克绥受兹命”。对此，王子今认为：“‘危乱汉朝’的‘汉朝’应当已经是整个政权和国家的代号了。”笔者认同这一说法，但却并不赞成“‘汉朝’和下文的‘汉国’有着相近的含义”，试析如下。在上述记载之后，《汉书》随即又言：“神灵之征，以祐我帝室，以安我大宗，以绍我后嗣，以继我汉功。”将这一记载和“天休于安帝室，兴我汉国，惟卜用克绥受兹命”加以对比，我们会发现“汉国”似乎是和“大宗”相呼应，二者都强调了“天祐帝室”的重要性。

虽然“汉国”可以与“王国”并说，但与诸侯国相比，惟有“汉国”才是“王朝”的“大宗”，即“所以藩汉国，辅汉宗也”。同理，也只有“大宗”才有资格称作“帝室”，诸侯王虽然“立国”，但充其量只能算是“王室”。《汉书·诸侯王表》言：“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汉书·严助传》亦云：“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汉家皇帝正是“奉社稷之任，持大宗之重，养六尺之托，受天下之寄。”综上，汉天子具有多重身份，“汉国”作为“天下大宗”，“汉国之王”也就升格成了“汉朝皇帝”。

关于“汉国”何时确立“大宗”的地位，可以追溯到汉高祖刘邦时期。“五星聚于东井”是刘邦取得天下的前兆，亦是汉高帝的“受命之符”。《汉书·天文志》云：“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以历推之，从岁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汉书·楚元王传》亦载：“汉之入秦，五星聚于东井，得天下之象也。”在西汉末年，“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之时，汉帝希望保持“大宗”的地位，通过“汉国再获受命之符”，重新获得统治天下的合法性，故《汉书·哀帝纪》云：“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

在“百王同天下”之中，只有受到天命眷顾的“国”才能执掌“天下之号”，从而“兼万国矣”。《白虎通义》云：“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号也。百王同天下，无以相别，改制天子之大礼，号以自别于前，所以表著己之功业也。”“诸侯各称一国之号，而有百姓矣，天子至尊，即备有天下之号，而兼万国矣。”与之相佐证，《汉书·王莽传》载：“莽至明堂，授诸侯茅土。下书曰：‘予以不德，袭于圣祖，为万国主。’”从“国号”到“天下之号”，即由“国”晋升成了“王朝”。

随着王莽代汉，天下之号由“汉”改为“新”，“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对此，渡边信一郎指出：“中国的王朝之名，乃是超越了单纯的国号而领有天下的称号。”并认为：“天下”是指王朝“实际支配的有限领域”，而并非无限延展的世界。笔者认同王朝之名是“领有天下之号”，但此处的“天下”应是“普天之下”，而非王朝实际控制的“有限领域”，王莽对于匈奴的态度即是一例证。新朝建立之初，王莽派遣使者“多赍金帛，重遗单于，谕晓以受命代汉状，因易单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单于玺’，莽更曰‘新匈奴单于章’。”对此，匈奴方面表示不满，“今印去‘玺’加‘新’，与臣下无别。愿得故印。”由此观之，匈奴早已成为西汉王朝“天下秩序”的一部分，不仅“汉赐单于玺”，并且单于还经常觐见汉家天子，以至于有了“自黄龙、竟宁时，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的说法。在秦汉时期人们的心目中，“天下”囊括了整个“华夷”。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仓颉篇》中的“汉兼章”有云：“汉兼天下，海内并厕。胡无噍类，菹醢离异。戎翟给賨，百越贡织。”对于“蛮夷”而言，朝见天子也是其应该履行的义务，故《史记》言“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

理解了“天下之号”的含义，我们再来探讨“王朝”和“中国”的关系。除了“四夷”之外，“中国”亦可以与“外国”并称，《史记》中有载：“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论衡》亦言：“且凤、驎非生外国也，中国有圣王，乃来至也。”在西汉初期，“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汉宣帝之后，南匈奴归附汉朝，但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萧望之依然视匈奴为“敌国”，“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在“中国之人”的眼中，“外国”或“敌国”皆是“夷狄”。作为“领有天下之号”的“王朝之名”，“王朝”的统治范围是“天下”，而非“中国”。

传统天下观的内核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于历代王朝而言，“天下”由“天子”受“天命”而治理，但“王朝并非占据整个‘天下’，说皇帝坐‘天下’，这个‘天下’只是形容他天下独尊的地位”。在“天下”的空间秩序之中，“天子”的合法性既可以“兼万国矣”，也可以囊括整个华夷。从这个意义上说，“领有天下”的“汉王朝”不仅超越了“汉国”，同时还高居“中国”之上。

自从被创造出来之后，“中国”就并不是一个中性词汇，而是充斥着褒义且带有强烈的“优越感”。不同语境导致了“中国”含义的不确定性，但当以“中国”自居时，就必然会产生“差序”，这体现在政治、文化与地理等诸多方面。在秦汉时期，“中国”和“四夷”并称是最普遍的用法，或许是因为与“四夷”相对，才能体现出“中国”的优越性。在汉人的思想观念中，中国与蛮夷共同组成了天下，但这个“天下”却并非均质，只要占据了“中国”，就有资格傲视“四夷”，并且拥有统治天下的正统。同时在“中国”内部的逐鹿天下过程中，受到“天命”眷顾的“国”才能“领天下之号”，以此由“国”晋升成为“王朝”。虽然王朝的实际统治范围是“有限领域”，但作为“领有天下之号”的“王朝之名”，其合法性所笼罩的却是“无限领域”，故而“王朝”在超越了“国”的同时，也高居于“中国”之上。

在上文论述基础上，我们可以重新去审视以往关于“王朝”与“中国”关系的研究成果。如部分“新清史”学者认为“大清”和“中国”不能混为一谈，因为“大清”是作为“领有天下之号”的“王朝之名”。但若以此来凸显清朝历史的特殊性，则忽视了秦汉以来历代“王朝”均是超越了“中国”的存在。在传统天下观念之中，“中国”和“蛮夷”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两者相互依存，同时亦可以相互转化，“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因此在界定“何为中国”的问题上，夸大族裔因素并不可取。此外，“王朝”和“中国”亦永远不可能“重合”，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华夷二分”作为“天下”存在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没有了“蛮夷”衬托的情况下，“中国”才从高高在上的“天下之中”，转变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意义的“中国”。